論語別裁【衛靈公第十五】

演承

衛靈公第十五

南懷瑾--論語別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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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周遊列國到了衛國，衛靈公就向孔子請教軍事作戰的事。 孔子並不是不懂，但提問題的是衛靈公這個人，孔子就不答复他。 孔子希望他不要發動戰爭。 對侵略的戰爭，孔子是反對的。 所以孔子說對於俎豆之事——俎豆就是行大禮的祭器，以現在的觀念講，代表禮樂文化的真精神——我還懂；軍事學我還沒學過，對不起，我不懂。 第二天就離開衛國，到了陳國，結果餓飯，糧食斷了，還帶了一大批學生。 絕糧的種因就在這裡。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明人遂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跟著他的學生，因此病得躺下，起不來的很多。 這時子路很不高興，頗有怨言，臉色很難看，跑去對孔子說，老師你天天講道德、學問，講了半天，結果怎樣？ 現在同學們都快餓死了。 君子！ 君子竟然窮得這麼倒楣？ 孔子說，君子才能夠守窮，換句話說，要看什麼人才有資格窮，只有君子才有受窮的資格，雖然處在貧困中，還是能夠信仰堅定，不動搖。 如果是小人，則相反，一窮了什麼事情都可以幹了。 受不了窮就不算君子。

講到窮與不窮，也是很妙的，有些境界是須要修養才能達到的，這也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點之一。 古代歷史上這類的人很多。 像明朝一位名士（一時記不起名字來了，很抱歉。）是大畫家，詩文也非常好，窮得不得了，第二天沒有米下鍋了，頭天晚上還坐在樹下賞月吟詩。 太太嘮叨他：“明天沒有米，還作詩！”他看看天上的月亮說：“時間距明天早晨還有好幾個時辰哩！明天的事明天管，現在還是看月亮吧，風景太好了。”這是文人的修養，但是這種文人修養的胸襟、器度，又談何容易，總而言之，一個人要在心理上構成一個中心思想，自己要有個境界。 假使內在沒有一個東西，人生是相當空虛的。 有事情做，忙的時候不覺得，如果一個人把事放下來，處在清靈當中，就要受不了啦！ 這個窮還不只是指經濟環境窮，人到了窮途末路，上了年紀，萬事俱空，兒女離開了身邊，老伴也去了，冷清清一個人，的確不好受。 這個時候，必須自己有自己天地中“性天風月”，自己有自己的修養才行。 有了這個境界，才能做到“君子固窮”。

　　　　　　　　　　　

又說一貫

下面等於註解了上面一段。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對曰：然，非與？ 曰：非也！ 予一以貫之。

在講上論時，孔子對曾參所說的那一段“一以貫之”，我們曾經花了很長的時間，討論了三、四個小時。 現在這四個字，不加以申論了。 這一段是孔子對子貢講的。 在文字上先解決“識”這個字的意義，是“志”，也是“記”的意思；“記下來”，“記得”的意思。 我們提出來研究的，一再說孔門所講的學問不是知識，再三強調學問是作人做事；文學、科學、哲學等等才是知識。 從孔子這裡的話，也可證明我們這個觀念是對的。

他告訴子貢說，你以為我的學問，是從多方面的學習而記聞來的嗎？ （後世所謂“博聞強記”這只是知識。）子貢說，對呀！ 我們認為你是這樣來的，難道我們的觀念錯了？ 孔子則說，我的學問是得到一個東西，懂了以後，一通百通。 孔子這個話是事實，這個東西，這個“一”是很難解釋的，不容易講出來的。 過去我們已經討論了很多，宋儒解釋為“靜”，要在靜中養其端倪。 所以後來打坐，儒家、道家、佛家都是這樣，靜坐中間慢慢涵養，而以明心見性為宗旨標的。 什麼是明心見性？ 像上午剛有人問起，什麼是佛？ 我告訴他，佛只是一個代號，實際上就是人性的本源。 儒家講善與惡，是人性作用的兩個現象。 作用不是善就是惡，不是好的就是壞的。 那個能使你善，能使你惡的，不屬於善、惡範圍中的東西，如果我們找到了，就是它，佛家叫作佛，道家叫作道，儒家叫作仁。 用什麼方法去找？ 儒、釋、道三家都是從所謂打坐著手，在靜中慢慢體認，迴轉來找自己本性的那個東西，就叫作“一”。 老子也叫它作“一”。 再討論下去就很多了，就屬於純粹的哲學範圍了。

這裡孔子就說自己的學問不是靠知識來的。 這是一個大問題。 要研究什麼是孔子的學問，這個地方就是中心了。 我們講來講去，講死了也沒有辦法說出來的。 舉一個例子來說，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什麼是學？ 普通的知識，一天天累積起來，每天知識累積增加起來就是學。 為道呢？ 是損，要丟掉，到最後連“丟掉”都要丟掉；到了空靈自在的境界，這還不夠。 連空靈自在都要丟掉。 最後到了無，真正人性的本源就自然發現了。

孔子這裡就是說，不要以為我的學問是“益”，一點點累積起來的知識，而是找到了這個“一”，豁然貫通，什麼都懂了。 的的確確有“一”這麼個東西。 從我們的經驗，知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就是要增加人生的經驗，其實這還是不夠的，必須加一句“交萬個友”，還要交一萬個朋友，各色人等都接觸了，這樣學問就差不多了。 由學問中再超脫、昇華，可以達到“本源自性”的地步了。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孔子告訴子路，他說子由啊！ 時代變了。 德是用，道是體。 現在的人，知道由道的基本，起德業作用的很少了。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夫何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一般人說儒家的人反對道家，說道家所提倡的“無為而治”，就是讓當領袖的，萬事都不要管，交給幾個部下去管就是。 這樣解釋道家的“無為”，是錯誤的。 實際上道家的“無為”，也就是“無不為”，以道家的精神做事作人，做到外表看來不著痕跡，不費周章。 譬如蓋一棟屋子，就在最初，把這棟房子將來可能發生的毛病，都逐次彌補好了。 所以在蓋完了以後，看起來輕而易舉，不費甚麼，而事實上把可能發生的漏洞，事先都彌補了，沒有了，這就叫“無為”。 換句話說，說是現在已經看到，某一件事在將來某一個時候可能發生問題，而現在先把問題解決了，不再出毛病，這就是道家的“無為而治”，這是很難做到的。 並不是不做事、不管事叫做“無為”。

孔子在這裡也提到，無為而治，使天下大治是不容易的，只有上古時代的堯舜才做到。 怎樣無為？ 對自己恭敬嚴肅，正南面而已矣。 中國古禮，當皇帝，坐國家領導人的位置，一定是坐北向南。 這裡的意思是自己道德修正好，以這個風氣，影響部下一層一層的負責。

　　　　　　　　　　　　

使節的信條

子張問行。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 夫然後行。 子張書諸紳。

這個“行”，包括兩種意義，一個是指行為；一個是指古代“行人之言”的行，也就是外交工作。 大家都知道蘇武的故事，他當時的出使，便是行。 後來，他回到漢朝，封的官是典屬國，等於是現在的僑務委員會的委員長，或外交部司長，管理附屬的國家。 所以很多人替蘇武不平，認為漢朝待人並不厚，蘇武那麼辛苦，那麼忠毅，回來只封這個官，太小了。 古代的“行人”就是派出去辦外交的專使、大使。

這位在上論中學乾祿的子張老兄，這時正在作行人，辦外交的事，請教孔子要怎樣辦外交。 孔子告訴了他千古名言。 中國文化中的這位聖人實在是了不起，他對官式外交和國民外交的原則早已說了。 我們現在的國民外交更普遍，但待人接物的原則，古今如一。 第一，對人絕對誠懇，不要玩手段，正直坦率，這是最高的禮貌。 第二，和不同文化、不同風俗習慣的人相處，不要表現得太關心，過分的關心，也許被認為乾涉他們的自由，他們沒有互相關心的習慣，反而感到麻煩。 這不是說外國人不對，我們才對，這是文化基礎不同。 了解這一點，和任何一國人的交往都差不多。 這裡孔子告訴子張，言語要“忠信”。 忠，就是直心；信，講出的話一定兌現。 行為態度上要“篤敬”，忠厚而誠敬。 做到了這樣，就是野蠻的人也可和他往來。 “蠻貊”在中國古代，是指邊疆的落後地區。

講到邊疆，問題又來了，中國的安定，先看邊疆。 試看幾百年來所發生的問題，都是邊疆問題，邊疆影響了國防問題。 我曾在邊疆做過事，發現還是我們漢人壞，有知識，聰明而欺負人。 所以邊疆人恨漢人，並不完全因為邊疆人野蠻，而是漢人沒有做到“言忠信，行篤敬”。 例如在西南各特別地區，漢人用幾根縫衣服的針，換人家十幾張牛皮；有的還換取他們的財物、女人。 這種人實在不是人，太狠心了。 所以我們要教育我們的子孫，對邊疆問題多多留意，“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這句話的“雖”字很重要，如果“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就是自己的鄰居，本州本里都走不通。 在態度上，站就規規矩矩站在那裡，隨時好像面對長輩那樣恭敬；坐在車上，就規規矩矩坐，身心修養，做到言行一致，就可以擔當行人的任務了。 子張聽了孔子這些話，就寫在衣服的衣帶上，準備隨時警惕自己，加以注意。

從這裡開始，編排方式略有變化，看起來一條一條，都是為人處世的道理，但同上論的第五篇互相呼應，便很切實。

下面就提到兩個人：

子曰：直哉！ 史魚。 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君子哉！ 蘧伯玉。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捲而懷之。

矢就是拉弓射箭的箭。 史魚是衛國的大夫。 孔子說他非常直，不管在哪種環境之下，不論國家社會混亂或者安定，他的行為、言談，像射出去的箭一樣，都是直的，不轉彎的。 在現在的社會上，仍然有很多這一類的人，但他們處世是落落寡合的，常會受到打擊，遭遇種種痛苦。 可是這種人天生個性就是走直道，直到不管什麼環境，平時也好，亂世也好，邦有道也好，邦無道也好，他的言行永遠像一支箭一樣。 同時“矢”字也代表了尖銳的意思。 有些人心腸非常好，做朋友好極了，因為他能說直話，可是有時候嘴巴太厲害，說的話如割人的肉一樣，使人受不了。 但我們要了解他心地是善良的，出發點是善意的。 當然這就牽涉到修養問題，尤其領導人有這樣的部下，往往很難受的，因此做領導人的要有涵容的胸襟。 有時碰到這種講直話的人，一次、二次、三次能夠接受，到了四、五、六次實在受不了。 但是這一類人如果是自己的朋友或幹部，就必須放過他的尖銳直言，先要有準備哈哈大笑的容量，否則就不行。

孔子接著就說蘧伯玉（前面再三提到蘧伯玉，稱讚他的行誼。）這個人了不起，國家社會有道時，出來做事，擔當大任務，但在邦無道，國家社會紊亂的時候，他就捲而懷之，不發牢騷，也沒有什麼怨言。 他認為時代轉變如無法挽回時，可以把自己像一幅畫一樣，捲起來懷之，收藏起來，就不說話了，沒有表現了。

這兩個人，也是典型的對照。 一種人是無論什麼時間，什麼地區，都寧可直道而行，不轉彎，這是幹部中很好的。 一種是像蘧伯玉這樣的人，比較才具大，而且有一個基本修養，本身的名利心很淡泊，如孟子說的“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個話我們都曉得講，但等到真窮，真困難的時候，退下來“捲而懷之”，“獨善其身”，往往心有不甘，這是很難的基本修養。

下面引伸這個道理。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這是講為人處世的道理很難。 孔子說：一個人可以和他講直話，但自己怕得罪人，不像史魚一樣肯對他講直話，這就對不起人，是不對的。是自己的朋友，如看到他發生錯誤，寧可下一個警告，乃至他現在因此對自己不諒解都可以，自己還認他是朋友，他可以怨恨我，等到他失敗了，會想到自己的話是對的，那就對得起人。 所以在可以講話的情形下，而不和他講話，是對不起人，不應該的。 有時候有些人，無法和他講直話，如果對他講直話，不但浪費，而且得罪人。 所以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應說的時候直說。 既不失人，也不失言。 這個道理使我們想到歷史上范睢見秦昭王的故事。

秦昭王向他請教一次，兩次，他都不說話，使推薦他的人很難堪。 范睢說我提出來的計劃，貢獻出來，可以使秦國馬上富強，國際間稱霸，可是秦昭王心不在焉，沒有專心一意來聽我的計劃，所以不能講。 推薦的人後來再向秦王報告。 因此第三次見面，秦昭王推掉了一切公事，摒退了左右的人，單獨和范睢見面，很客氣的求教。 范睢一篇話就把秦昭王說動了，立即發表他當首相。 在戰國的時候，這一類的事情很多，這就說明了“說難”。

從人生經驗中知道，朋友之間這樣，乃至在家庭中父母、夫妻之間也是這樣，正在對方不如意的時候，去提出問題來談，當然倒楣，這是時機不對。 我們看到許多年輕朋友，做人家的幹部，在長官那裡碰了釘子。 回來，一肚子牢騷。 其實那個長官今天也許有件別的事情，心裡正在煩，做幹部的跑進去，報告不相干的事，乃至與他心裡的事有關連，就正好觸上了霉頭。 所謂：“薄言往訴，逢彼之怒。”所以人與人之間，人與事之間，說話真難。 這是要有許多人生經驗累積起來，才會了解的。 學校裡同學之間相處，社會上同事之間相處，經常會碰到這種事情，說的不是時候，結果意見相左了。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我們慣用“殺身成仁”這句話，就是出在《論語》這一篇，是孔子說的。 這個仁在這裡我們不作解釋了，從上論一直講下來，都是說“仁”是孔門學問的中心。 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中心思想，所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譬如有許多宗教家，有時碰到與他的信仰抵觸的事，他寧可捨掉性命，所謂以身殉道。 為衛道而死的，宗教徒中特別多，歷史上的忠臣孝子，也就是這個觀念，寧可犧牲，絕不為了生命而妨礙了自己的中心思想或信仰，寧可殺身以成仁。 反面的意思，當然不會為了生命的安全，而去做違背仁義的事了。 這就關係到個人的修養以及生命價值的看法了。

　　　　　　　　　　　

長安居大不易

講到這裡，孔子就提出在用的方面的一個問題。

子貢問為仁。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也是兩句名言，我們常常引用的，就是出自《論語》這個地方，孔子說的話。 孔子告訴子貢，一個做手工或工藝的人，要想把工作完成，做得完善，應該先把工具準備好。 那麼為仁是用什麼工具呢？ 住在這個國家，想對這個國家有所貢獻，必須結交上流社會，乃至政壇上的大員，政府的中堅；和這個國家社會上各種賢達的人，都要交成朋友。 換句話說，就是要先了解這個國家的內情，有了良好的關係，然後才能得到有所貢獻的機會，完成仁的目的。

我們看了這一段話，再從相反的角度看，歷史上多半把孔子描寫得像塑像那麼呆板可怕，並不是溫、良、恭、儉、讓。 如果照那個樣子，而今日孔子是我的老師，我一定對他遠離一點，怕跟他對面講話。 那是我們的歷史在我們心理上，所塑造成一個下意識的形態。

現在由這句話看起來，好像孔子很厲害，他曉得利用關係。 他說，要到某一國家去，達到某一個目的，先要和這個國家的上流社會，政府首長的關係，都搞得非常好，同時把社會關係搞好，然後才可以有所作為，達到仁的境界。 孔子這些地方，看起來是教人使用手段，多厲害！ 事實上任何人，任何時代，都是如此。 但最重要的一點，這裡是為仁，目的是做到仁，在救人。

最近大專學生中興起一股歪風，喜歡講謀略學，研究鬼穀子等學說。 我常對他們說少缺德，那些年輕人給鬼穀子迷住了幹什麼？ 對於謀略，應該學，不應該用。 因為用謀略有如玩刀，玩得不好，一定傷害自己，只有高度道德的人，高度智慧的人，才會善於利用。 我們前面也曾引用過西方宗教革命家馬丁·路德說的：“不擇手段，完成最高道德。”但一般人往往把馬丁·路德的話，只用了上半截，講究“不擇手段”，忘記了下面的“完成最高道德”。 馬丁·路德是為了完成最高道德，所以起來宗教革命，推翻舊的宗教，興起新的宗教——現在的基督教。 而現在的人，只講不擇手段，忘了要完成最高道德。

這裡孔子是因為子貢問為仁，他才這樣告訴子貢，如果是別人問為仁，孔子就不會這樣講了。 我們從歷史上看到，子貢的確做了很多事情，夠得上是一個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經濟家和工商業鉅子，所以他這樣告訴子貢。 換句話說，孔子本身周遊列國，見七十二位國君，也是這樣做的，像衛國的蘧伯玉等等都是他的朋友，但是他的運氣不好，始終上不了台，大家怕他。 他如果不擇手段，則可以很輕易拿到政權，但是他講仁，始終守著最高的道德原則。 他告訴子貢的，也是這樣。

再看歷史上成名的，尤其唐代士大夫的風氣，那時儘管是考試取士，但不像清朝考功名的規定，而是要先靠有名氣的前輩栽培，就如韓癒的上書之類。 有些人經常寫了文章，等在門口遞上去，一等到自己的文章被上面看中了之後，就起步了。 像白居易在首都長安的時候，最初很落魄，詩文雖好，沒有出路——沒有人保薦——連考試都沒有辦法參加。 後來白居易去看一位老前輩顧況，將自己的作品給他看，這位老前輩接見了白居易，先不看作品，問他：你住在長安啊？ 長安居大不易！ 這句有名的話，代表一個國家的首都，生活高，消費大，他對白居易講這話，包含有教訓意思。 但看到白居易的“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首詩，非常欣賞，認為這個年輕人，有資格住在長安。 於是為白居易向中央保薦，參加了考試，然後一帆風順。 再看李白上韓朝宗的信，都是年輕人靠前輩提拔的例子。 所以在唐代以後，前輩專門提拔後輩，為國家取士。

現在講到這種文化的精神，我們老一輩的人應該留意後輩青年，培養他們，提拔出來，等他們有了功業、學問和表現，自己坐在一邊，好像在欣賞自己灌溉出來的花，心滿意足，該多高興。 這種情形，歷史上非常多，也充分表露自古以來我們老一輩文人的風範。 這些史實都說明了孔子這裡告訴子質的話，任何一個時代都是如此。

所以現在有許多留學生，自美國回來，大談其美國的政情，我常常叫他們少做土包子，我說你住在加州或別處，生活只限於大學文化圈中，別說只住了六年，就是住了六十年也沒有用。 你要了解美國，你和華盛頓那些政治首要，是不是朋友？ 你知道這個時代張儀式的基辛格腦子裡，是要生雞，還是要生蛋？ 基辛格的影子都沒見過，和我一樣只看到報紙上的照片，這樣就懂美國了嗎？ 等於外國人到我們中國來，晃蕩三年然後回去，就說懂了中國，但他知道我們今天在這裡做了些什麼？ 連影子都不知。 所以真要懂天下事，要“事其大夫之賢者”。 前幾年，我就和一位美國教授說，你們美國到處出了錢，幫助人家，又在到處挨罵，就因美國的議員們，都不是秀才，又不出門去懂天下事，不到東方來看，當然不懂天下事。 有的來台灣看過，回去就不同了。 這些秀才要出門才懂天下事的，就是這個道理。 這幾句書我們引而伸之，擴而充之，大家一生受用無窮，就是任何一件事，不能孤陋寡聞，多交遊，多了解，處處都是學問。

顏淵問為邦。 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週之冕，樂則韶舞。 放鄭聲，遠佞人。 鄭聲淫，佞人殆。

我們讀這段書，不要被文字把自己騙得死死的。 漢儒搞訓詁學——小學，尤其對四書五經的研究，對一個字的寫法、來源、涵義等等，寫上十多萬字，加之討論研究，認為這是學問。 在國家太平的時候，拿學位、拿功名的就是這些人，這樣讀書也真不容易。 吳稚暉先生罵宋儒理學家“酸得連狗都不喜歡吃的”。 例如什麼叫“為邦”？ 就是如何好好地建國。 古書並不難讀，千萬不要被騙住了。

夏曆與過年

孔子告訴顏回，國家政治要幹得好，就必須“行夏之時”。

這個“時”，就是指的曆法。 講到曆法，感慨很多了：現在我們所用的“夏曆”，就是在夏朝時候創立的曆法。 在上古史上，中國的天文非常發達，這是中國文化中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世界科學史上也是很有名的。 談到科學，天文是第一位，世界科學的發展，最早是先發展天文，如要了解天文，必先研究數學。 恰恰這兩門科學，中國的天文發展得最早；數學也是最早發展的，尤其發展到像《易經》的數理哲學，實在是精深幽遠。 可是到了我們這一代最慘了。 我們中國的童了軍，參加世界童軍露營，到了晚上還不知道用星星辨方向，外國人覺得很驚愕。

我們過去每一代都很注重曆法，只要多看歷史上的史實便知道了。 像清兵入關，明朝亡國了，很多人還是不投降，歷史上對這種行為，就叫作“不奉正朔”。 什麼叫正朔？ 就是曆法為中心的朝代名號。 歷代的皇帝，對曆法修整過很多次，到清朝康熙手裡，又經過大整理。 這個康麻子皇帝實在了不起，他通西藏文，通梵文，而且還通西班牙文。 總之，無學不窺，在那時他就先接受了西方的文化。 利瑪竇以後的意大利人南懷仁來中國，康熙跟他學天文、學數學，幾乎沒有一門學問不會的。 他十幾歲上台當皇帝，六十年的天下，奠定清朝三百年的基礎，頭腦之聰明，學問之淵博，無以復加。 在這個地方，我們看到，創造一個事業，是要真學問的。 康熙的學問真是了不起，到他手裡，中國的曆法，已經加入了西洋的觀念和方法，與中國的綜合起來，是很好的。

我們中國的曆法，大家都喜歡用陰曆，過正月要拜年，就是夏曆的遺風。 殷商的正月建醜——以十二月作正月。 周朝的正月建子，以十一月作正月。 夏朝的正月建寅——就是我們慣用的陰曆正月。 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是過的陰曆年，這就是“夏之時”。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過的也是陰曆年，越南、朝鮮、緬甸、東南亞各國，統統是我們的文化，幾千年來他們都是過陰曆年。

講到這裡非常感慨，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將來歷史不知怎樣演變。 我們推翻清朝，成立民國，實行過陽曆年以後，有人寫了一副對聯，傳說是湖南的名士葉德輝寫的，這副對聯說：“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歷，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講文化，牽涉到這些地方要注意，表面上看起來好像都是不相干的地方，但往往關係到國家的命運，也是國家大事最重要的地方。 這副對聯代表了這個時代，“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就看過年這件事，我們這個時代，幾十年來沒協調、合作，老百姓內心對這政策始終不能適應配合。 不要說民心——老百姓心理，關起門來講，我們今天在座的這些老古董，憑良心想一想，自己喜歡過陽曆年還是陰曆年？ 老實說，都喜歡過陰曆年。 可是我們偏偏過兩個年，加上現代過聖誕節的風氣，等於過三個年，內心自己在過陰曆年，外在偏偏過一個陽曆年，這就代表這個時代，“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搞歷史文化，這些地方要特別注意。

還有，到了夏天，為什麼要把時鐘撥快一個小時呢？ 只要規定一下，夏天到了，提前一個小時辦公，早一個小時下班，早一小時熄燈，很簡單的事嘛。 可是卻像小孩子一樣，在鐘面上撥快一個小時，就算對了，這是很奇怪的事。 此風乃是美國來的。 再研究美國是怎麼來的呢？ 原來是一個工廠的小孩子開始撥著玩，後來工人看到跟著起哄。 美國文化沒有深厚的基礎，是喜歡鬧著玩的；結果美國玩，我們跟著當正經辦了。 說是為了日光節約，實行夏令時間辦公，原來八點上班，十二點下班，改為七點上班，十一點下班，不就成了嗎？ 其實這些是小事情，但問題卻很大，往往很多大事，即是因為小的地方沒注意到，而使事情變得不成話。 等於一棟房子，看見一個小洞，最初以為不重要，慢慢的，整棟房子，垮就垮在這個小洞上。

這裡講“行夏之時”，現在我們究竟採用哪個曆法還是一個問題。 如孔子的誕辰，訂為陽曆年的九月二十八日等等，究竟對不對？ 通不通？ 都是問題。 如果講中國文化，除非中國不強盛，永遠如此，我們沒有話講。 如果中國強盛起來，非把它變過來不可。 這並不是一個純粹的民族自尊觀念，這是一個文化問題。 拿中國的土地、中國的歷史來比較，中國的文化的確具有世界性的標準。 可是現在外國人把它拋棄了，不去說他，我們自己絕對不能拋棄，千萬要注意，不可自造悲劇。 所以我們今天談到對自己國家文化的認識，怎樣去複興文化，非常感慨，問題很多，也很難。 為自己的國家，為自己的民族，為下一代，都要注意了解這些問題，還是要多讀書。 這是我們老祖宗，幾千年累積起來的智慧結晶。

孔子主張要“行夏之時”，在孔子的研究，夏曆對中國這個民族，這個土地空間上，是最合理的曆法。 合理在什麼地方？ 這個問題很深了，要研究天文學和《易經》的陰陽學。 譬如《易經》裡的八卦，就是說明這個世界上時空的學問，包括了天文、地理、人事。 有一個學生，到澳洲去做事，帶了一個中國羅盤去。 到了澳洲，他寫信來問，這個中國文化的東西，到了南半球該怎麼用？ 我考慮了以後，告訴他反過來用。 結果來信說，反過來用非常對。 而我本身沒去過南半球親身經歷，後來再考慮，認為地球像西瓜一樣是圓的，雖然在南半球，南北的方向還是和中國的一樣，所以寫信要他在國內一樣用。 他回信說，根據實地經驗還是反過來用對。 現在這個問題，暫時擱在這裡，沒有作最後的決定，不過我的結論，應該兩個方向都可以運用，看怎樣用而已。 這以後有機會研究《易經》的時候再講。 以上主要在說明我們的曆法是自夏朝來的，自夏禹以後一直到現在。 夏曆為什麼又叫陰曆呢？ 因為每月的十五日，以月亮自東方出來時是圓的那一天作標準，月亮名太陰，所以叫陰曆。 那麼我們的曆法，照不照太陽曆？ 事實上我們一樣，五天為一候，三候為一氣，六個候一節。 一年十二個月，七十二個候，二十四個氣節。 什麼氣節種什麼農作物，是呆定的，這是用太陽曆法的規律。 民間最普通的算命、看風水、選日子等等，也都是用太陽曆的法則。 換句話說，我們幾千年的歷史，都是用陰陽合歷。 所以說，幾千年前，我們的天文水準，就已經進步得很高了。 但是這六七十年來，我們的大學裡有過天文系沒有，過去中大有過天文系。 現在這麼多大學沒有一個天文系，在教育文化上講起來是非常遺憾的。 過去有個高平子先生，還可以將西方的天文學與中國的天文學配合起來講，所以當時我告訴學生們趕快跟他學，再不跟他學，要絕傳了。 無奈這些學生不成器，學了幾次以後，沒有這個科學頭腦，沒有學下去，前幾年高先生也過世了。 我實在擔心中國文化會斷絕。 現在不要說沒有天文系，有了天文系，又有誰能夠真正懂得中國自己的天文？ 中國天文有自己的一套系統。 這都是講起文化來，很悲哀、很可憐的事情。 我常說，國家民族的文化如果斷絕了，將會永無翻身的日子。

　　　　　　　　　　　　　

時空問題

上面是孔子“行夏之時”這句話引發起來，對自己文化的感慨。 孔子告訴顏回，第一要行夏朝的曆法，第二要乘殷之輅。 這是說，過去交通並不發達，到了殷商的時候，交通慢慢發達。 乘殷商之輅，就是要發展交通的意思。

講到這個，就是中國文化的交通發展史，又要講到《易經》了。 不但中國，人類文化開始，一條江，一座山，就阻礙了交通。 慢慢發明用木頭渡過江，江的阻礙沒有了；後來幾千年發展下來，海洋的阻礙沒有了；到了航空事業發達以後，空間阻礙沒有了。 現在接下來，幾十年以後，太空問題來了，外太空的問題來了。 我們自己這個國家民族，一方面講科學，一方面我們對外太空的東西，還沒有基礎。 將來外太空的政治問題，又是大問題。 這就看見人類的悲哀，問題由小而大：由山川的阻礙，變成海洋的阻礙；海洋的阻礙克服了，有空間的阻礙；由空間的阻礙，外太空星際問題來了。 這一方面的知識，我們還沒有。 最近一個學生送來幾本太空問題的書，認為的確有外太空的世界，有人類、有生命，說得很有道理。 不過，在世界科學領域，又是一派，是主張地球中心還有人類。 其實，這些上天入地的雜學，中國古人早就討論過了，只是大家少研究而已。 現在孔子就講，時間問題，天文用夏的曆法；空間問題，交通發展，要用殷商的車子；衣冠文物的完成，用周朝人文的文化；音樂則水準更高了，用虞舜時代的樂風最好了，對於當時鄭國的音樂——靡靡之音要遏止，要遠小人。 用計謀、用手段的人多了，國家社會就很危險。

這一段孔子的思想，很合於時代，而且包容萬象，並不限制於那一點。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政治精神，後來並不一定要效法古人。 古人某一地區，某一時代的精華拿來，用這些綜合起來，就是一個大文化中新時代的文化的系統。 假如孔子生在今日，也許說，採用歐洲人的民主精神，用中國人的人治制度，如何、如何，又是一套了。 由此一點，可以說文化是集中人類文化思想的大成，要取其所長，捨其所短。 為邦的道理，就是如此，不是呆板的。 這一段有一個精神，就是孔子對於為政，並不是墨守成規，不是落伍保守，而是注意文化歷史的發展，採用每個時代的精華而來的。 為什麼要這樣呢？

我們這就要迴轉來讀讀自己的歷史，（但不是大專高中的課本，那只是認識了一點點歷史，至少要讀《綱鑑易知錄》。這本書現在大學裡拿來研究，我們感覺是一個笑話，在我們讀書的時候，是十二三歲時就讀了。老實說這些都還只是中國史的大綱而已，所以大家可以買一本來當小說看，一天只要讀三頁，三四年下來，就有用處。）懂了歷史，在擔當重要大事的時候，就受用無窮。 看了這些書，就知道每一個時代，都是根據前朝的演變發展而來的。 其實國父的三民主義，也是根據歷史演變而來的思想，這是大家很清楚的。 因此，下面接著兩句就是：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論語》的編排，把這兩句話擺在這裡，正好作本文的小結論。 從事政治、個人作人，都要以這兩句話作根據，隨時隨地要有深慮遠見，不要眼光短視，否則很快就會有憂患到來。 小而言之，個人是如此，大而言之，國家的前途也是如此。

　　　　　　　　　　

英雄無奈是多情

子曰：已矣乎！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這句話在上論中已經提到過，這裡又再提到。 這是說明什麼呢？ 過去都說，孔子講這句話，是為了衛君而感慨的，因為衛靈公這個了不起的人，迷於一個美麗的妃子南子，所以他雖然尊重孔子，而不能接受孔子的意見。 因此孔子對他感慨：“算了吧！我沒有看到世界上有人，好德如好色一樣！”這個話，如果我們到後面連起來討論，發揮起來，會有很多很多歷史上的典故，可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利其器。 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治！ 大體上都是從政的人，自己搞壞了事業，因此連帶拖累了女人，背上“禍水”的壞名。 例如清代詩人吳梅村的名作《圓圓曲》，有關吳三桂與陳圓圓的名句，如“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真是話裡有話，說明女人不一定就是禍水，恐怕男人自成險山。 我們仔細看孔子這一節話，他並沒有說女色不好，只是人們沒有把好德的心思擺正，像好色那樣專心一致追求到底而已。 他也不過借題發揮聊當牢騷而已，他老人家何嘗不懂，人世間就是這麼回事，但是不要走偏路啊，了解之後既不必因此而憤慨，也不必要去學壞。

上面這個“色”字的意義，在上論中已經分析得很清楚，現在不再重複。 簡單的說，人類追求真理學問的決心，永遠是比不上對物慾的傾好。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大家最熟悉的人——魯男子柳下惠——他姓展，名獲，字禽，食邑於柳下，諡號惠，是魯國的大夫。 其實像柳下惠這樣坐懷不亂的人，世界上也多的是，不過古人取其賢者為標榜。 有唱反調的，像年輕人說，什麼柳下惠？ 那只是性無能！ 或者說，那是陰陽人，沒有開刀。 這類怪論可多啦！ 柳下惠的見色不動心，還只是他私德的一面，他真的好處是俠義，是一個濟困扶危的人。 孔子這裡是在罵臧文仲，就是上論中提到，那個養玳瑁的魯國大夫，說他是個不稱職的人，“竊位”就是俗語說“佔住毛坑不拉屎”的人，在高官大位上，不曉得提拔青年，也不曉得提拔賢人，明知道柳下惠是個賢人，而沒有起用他。

關於古人如何培養後進的事，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現在再說宋代二王——王旦、王曾的事蹟作為參考。 宋真宗時代，寇準與王旦同過事，但寇準常在真宗面前攻擊王旦，結果，都受王旦的包涵。 後來寇準罷相，轉託別人求王旦，想要“使相”的位置。 王旦大為驚愕說：國家將相的位置，哪裡可以隨便要求？ 我不接受私人的請託。 因此寇準對王旦不滿意。 不久之後，寇準又發表中樞要職，內閣大員，叩見真宗的時候說：“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真宗告訴他，他的職位，都是出於王旦的極力保薦。 寇準才知道個中實情，非常慚愧。 真宗也常說：“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王曾，比王旦是後進，但到宋仁宗時期，他也擔任首輔的職位了。 有一度在王旦休假期間，王曾因政見不合，被罷官了。 王旦知道了便說：“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後來王曾在中央政府執政，平常很少說話，也不輕易說笑，任何人不敢向他私下求事。 他提拔別人，也不使人知道。 那時候，范仲淹還是後舉新進的人物。 有一次范仲淹對他說：“明揚大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就是說公開提拔起的人才，這是首相的當然責任。 你什麼都很好，只是不肯說明提拔了些什麼人，未免有點欠缺。 王曾便對他說：“恩欲歸己，怨將誰歸耶？”這是說：若是使受提拔的人，私底下對我都是感恩圖報，那麼，那些沒有得到好處的人們的怨恨，又叫誰去承擔呢！ 所謂國家大臣，不能只接受別人的歌功頌德，同時也有藏垢納污的容量容德才行。 只要多讀歷史，便可懂得其中的道理。 我們有時處理一件事情，不需要考慮，歷史上前人的經驗，已經早有這些事例了，讀書的好處就在此。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這點很重要，也很難。 躬就是反躬自問，自厚並不是對自己厚道，而是對自己要求嚴格；對於別人錯了的，責備人家時，不要像對自己那麼嚴肅。 這樣處世作人，對長官也好，對同事也好，對部下也好，怨恨就少了。 相反的，一個社會風氣，到了亂的時候，往往是對別人要求重，對自己要求輕；要求別人特別嚴格，原諒自己輕而易舉。 所以孔孟之道，都是教我們反身而誠，責備人家要以寬厚存心，要求自己要以嚴格檢點。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這一段文字乍讀之下，有點莫名其妙，把幾個相同的句子堆在一起，因此青年讀了這個古文，便要打倒它。 其實一點都不必打倒，翻成白話，就很容易了解。 孔子說，一個不說“怎麼樣？怎麼樣？”的人，我真不曉得他該怎麼辦了。 意思是，對任何事情，都不用腦筋，不曉得提問題。 當一件事情來了，應該想到怎麼辦？ 去加以研究。 若只是糊里糊塗的過，就真不曉得這樣的人該怎麼辦了。 當然，如果完全照字面翻白話，這個白話也不能讀的。 意思懂了以後，就知道孔子這幾句話是說一個人處理任何事情，都要有頭腦，要富有研究性。 做科學家要提問題，哲學家要提問題，處理公文，拿到手上真正用心處理，也要“如之何？如之何？”究竟這個內容對不對？ 有沒有虛報？ 實在這樣嗎？ 尤其像執法的人，更要雞蛋裡挑骨頭，看有沒有冤枉的？ 有沒有放縱的？ 這幾句話就是這樣。 文字很簡單，問題很深刻。

　　　　　　　　　　

精神失落的病態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 難矣哉！

社會到了亂的時候，就容易犯這個毛病。 大家在一起，講起話來，沒什麼內容，無正事可談，談閒話，講些不相干的話，沒有真正的人生觀，現今社會上這一類的人不少，娛樂場所更多了。 大家如此，社會精神已經癱瘓，沒有文化精神了。 可是更嚴重的是“好行小慧”，喜歡使用小聰明，厲害得很，目前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全世界到處都是“好行小慧”，盛行使用小聰明，孔子只有搖頭了：“難矣哉！”嘆口氣，到了這個樣子，還有什麼辦法可以挽救？ 在明末清初，顧亭林就引用這兩句話批評明末的社會風氣，他說南方的知識分子“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北方的知識分子“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現在的一般青年，進入社會之後，慢慢地就染上這個習性。 不是無所用心，他們所用的心，就是孔子這句話“好行小慧”，使小聰明，沒有從大學問、大聰明上著眼。 這是時代的悲哀，社會的病態。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這是對上面幾段話的引伸。 孔子說，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要重視自己人生的責任，注意義、禮、孫、信四個字。 本質上要有義。 這裡的義，一是孟子的觀念——義者宜也，也就是適宜，合宜。 二是傳統的仁義——人格標準。 三是指“詞章之學”、“記聞之學”之外的“義理之學”。 ——現代所謂哲學的、科學的也是義理之學，都是探討人生最高道理——真理。 “君子義以為質”的“義”，同時也就是義理的義，用它作為本質。 表達在外面的行為是禮，有高度文化修養的行為。 孫就是遜，態度上非常謙虛，不自滿，不驕傲。 對人對事，處處有信，言而有信，自信而信人。 具備了這四個條件，就是君子之行，也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合於一個模範人格的標準，絕不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可比。 如果做不到這樣，專在小聰明上玩弄，那就完了。

　　　　　　　　　　　　

反求諸己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這句話的意義，《論語》中已多次提到。 孔子教人的中心，都在這個思想，他說只怕自己無能，沒有真才實學，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 換句話說，只要要求自己，充實自己。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這是一個大問題。 司馬遷寫《史記》，在《伯夷列傳》中，特別引用孔子的這句話。 孔子說，一個君子人，最大的毛病，是怕死了以後，歷史上無名，沒沒無聞，與草木同朽。 但是歷史留名，談何容易？ 我們研究歷史哲學時，常問同學們，腦子裡能記得幾個皇帝的名字？ 一個人當了皇帝，就現實來說，那已經很夠了吧！ 死了以後，不必多久，連名字都被別人忘了，人生的價值又何在？ 歷代有那麼多宰相，民間又記得幾個？歷代有許多狀元，我們知道了幾個？ 而他們對於歷史、對於國家社會貢獻了什麼？ 老百姓知道的少數歷史人物，還是靠小說捧出來的，其他大多數的，有誰知道？ 所以，後世留名，談何容易！ 孔子、釋迦牟尼、耶穌留了名。 在功業上的歷史人物，文天祥、岳飛，也是少數；至於其他功業上的歷史人物，又有幾人知道？ 從這裡看人生，多渺小！ 在目前很短暫的一段當中去爭名，上台去鏡頭上亮一下，有什麼用？

伊藤博文的話不錯，求名當求萬世名。 人誰不好名？ 看好在哪裡。 一個人真想求名，只有一途——對社會真有貢獻。 要歷史留名實在太不容易，可是三代以後，未有不好名者，所以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但好名看什麼名。 遺臭萬年也是名，但有什麼用？ 真的大名，要對歷史有貢獻，就太難了。 求利之道也是一樣，幾十年來，看到那麼多朋友，發那樣大的財，最後怎樣？ 豈待下文分解。 所以名利之道要看通的。真了解了人生，確定自己究竟走哪條路才是最重要的，不然就一生很其實，很本分，該做什麼就做什麼，不過分的企求。 一個真正的君子，都是要求自己，學問也好，一切事業也好，只問自己，具備了多少？ 充實了多少？ 努力了多少？ 一切成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要依賴別人，不要因人成事。 在內省的修養方面，只問自己應對人如何，而不要求別人對你如何。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這些都是講君子、知識分子的學問標準。 要做到一個君子，必須矜而不爭。 “矜”是內心的傲，（驕傲是兩回事。前面說過，沒有真本事，看不起別人，是驕；有真本事而自視很高，是傲。）傲要傲在骨子裡，外面對人不必傲，內在有氣節，窮死餓死可以，絕不低頭，這是矜。 “群”則是敬業樂群，彼此相處融洽，但不營私，不走營私的路，走的大公之路。 對於人的觀察，不要聽了對方一句話說對了，就認為他統統對了；也不要因為對方某一點不好，而因此不聽他的好意見。

上面這些話，都地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這句話為中心，而引伸出來的。

　　　　　　　　　　　　

多為別人想一想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問孔子，人生修養的道理能不能用一句話來概括？ 為人處世的道理不要說得那樣多，只要有一個重點，終身都可以照此目標去做的，孔子就講出這個恕道。 後世提到孔子教學的精神，每每說儒家忠恕之道。 後人研究它所包括的內容，恕道就是推己及人，替自己想也替人家想。 拿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對任何事情要客觀，想到我所要的，他也是要的。 有人對於一件事情的處理，常會有對人不痛快、不滿意的地方。 說老實話，假如是自己去處理，不見得比對方好，問題在於我們人類的心理，有一個自然的要求，都是要求別人能夠很圓滿；要求朋友、部下或長官，都希望他沒有缺點，樣樣都好。 但是不要忘了，對方也是一個人，既然是人就有缺點。 再從心理學上研究，這樣希望別人好，是絕對的自私，因為所要求對方的圓滿無缺點，是以自己的看法和需要為基礎。 我認為對方的不對處，實際上只是因為違反了我的看法，根據自己的需要或行為產生的觀念，才會覺得對方是不對的。 社會上都是如此要求別人，尤其是宗教圈子裡更嚴重，政治圈子裡也不外此例。 一個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或佛教徒，對領導人——牧師、神父或法師們的要求，都很嚴格。 因為宗教徒忘記了領導人也是一個人，而認為牧師、神父、法師就是神。 這個心理好不好？ 好。 但是要求別人太高了。 從這個例子，就可知恕道之難。 後人解釋恕道，把這個恕字分開來，解作“如”“心”。 就是合於我的心，我的心所要的，別人也要；我所想佔的利益，別人也想佔。 我們分一點利益出來給別人，這就是恕；覺得別人不對，原諒他一點，也就是恕。 恕道對子貢來說，尤其重要。 因為他才華很高，孔門弟子中，子貢在事功上的表現，不但生意做得好，是工商業的鉅子，他在外交、政治方面也都是傑出之才。 才高的人，很容易犯不能饒恕別人的毛病，看到別人的錯誤會難以容忍。 所以孔子對子貢講這個話，更有深切的意義。 他答复子貢說，有一句話可以終身行之而有益，但很難做到的，就是“恕”。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是恕道的註解。

問題又來了，在上論《公冶長》篇中，我們看到子貢說過：“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也已經提出他的推己及人之恕道。 他說過“我不希望別人給我的；同樣的，我也不想轉加給別人。”可見他早已在實行恕道。 可是在這裡孔子卻說，子貢啊！ 這不是你能做得到的。 現在孔子反而教子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與子貢的前言，又有什麼差別？ 難道孔子老是擺權威，只有他的對，學生的話對了也是錯嗎？ 其實不然，子貢所提出的話，和孔子現在答的，從表面上看，似乎只有文字上的不同，其意義是一樣的。 事實上，大有立足點的不同。

子貢是說，我所不想別人加給我那些不合理的，我也同樣的不想加到別人身上。 這是以我為中心，我受到了妨害之後，才想到不要同樣地找別人的麻煩。 現在孔子說的，只要我自己發現不要的，便不要再施給別人。 根本上在嚴格要求自身的淨化，不要靠比較以後才想到別人。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其次，如果把這兩節連起來講，正好互作闡發，那便是“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便是孔子教授法的機鋒銳利，等於後世禪門中一個故事：唐末詩僧貫休作了兩句很得意的詩：“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他拿給一位禪門的老和尚看，老和尚反問他： “如何是此心呢？”貫休反而答不出來了。 老和尚便笑說：“無人知此心。”這段孔子與子貢的對話，便同此一樣雋永有味，值得深思反省。

站在書呆子的立場，專門研究自己的人生，我認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八個字做不到，隨時隨地我們會犯違背這八個字的錯誤。 尤其在年輕一輩的團體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很多事例。 前天就有一個正在服兵役的學生回來說，他三支牙刷，六條短褲，都被“摸”跑了。 事實上自己根本有這些東西，可是就喜歡把別人的“摸”來，“摸”到了心裡覺得很痛快。 這種行為說他是“偷”嗎？ 不見得這麼嚴重。 前天我們的樓梯口的一副門簾不見了。 辦事的人說被偷了，我說算了，一定是被年輕人“摸”去了。 說他有意偷嗎？ 他沒這個意思。 說他沒有偷嗎？ 年輕人有這種心理，摸來很好玩，很有味道，還在那裡稱英雄。 東西被人“摸”跑了，心裡一定會不高興，可是自己有機會，也會“摸”人家的。 過團體生活的時候，有的人洗了手，本來要在自己的毛巾上擦乾淨，看見旁邊掛了一條，順手擦在別人的毛巾上。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思想行為出來呢？ 這是小事，不能做到“己不所欲，勿施於人。”對於大的事，做到我所不要、所不願承受的事，也不讓別人承受，就太偉大了，這個人不是人，是聖人了。 太難了！ 可是作人的存心，必須要向這個方向修養。 能不能做到，另當別論。

這八個字的修養，要做到很難很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同時也就是“己所欲，施於人。”後來佛家思想傳到中國，翻譯為“布施”。 施字上加一個“布”字，就是普遍的意思。 佛家的布施和儒家這個恕道思想一樣，所謂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就是布施的精神。 人生兩樣最難捨，一是財，一是命。 只要有利於人世，把自己的生命財產都施出來，就是施。 這太難了，雖然做不到，也應心嚮往之。

　　　　　　　　　　　　

毀與譽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 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孔子說，我對於人，毀譽都不計較，即如說那個人說某人好，那個人說某人壞，很難據以定論。 我的體驗，不要輕易攻訐人，也不要輕易恭維人。 人很容易上恭維的當。 但是我總覺得恭維人比較對，只要不過分的恭維。 對於自己要看清楚，沒有人不遭遇毀的，而且毀遭遇到很多，即使任何一個宗教家，都不能避免毀。 像耶穌被釘十字架而死，就是因為被人毀。 而且越偉大的人物，被毀得越多，所以說“謗隨名高”。 一個人名氣越大，後面毀謗就跟著來了。

曹操還沒有壯大起來的時候，初與袁紹作戰，情勢岌岌可危，他的部下沒有信心，認為會打敗仗，很多人都和袁紹有聯絡，腳踏兩邊船，以便萬一情勢不對時，可以倒過袁紹那邊去。 他們往來的書信資料，曹操都派人查到，掌握在手裡，後來仗打下來勝利了，曹操立刻把這些資料全部毀了，看都不看，問更不問。 有人對曹操說，這些人都是靠不住的，應該追究，曹操說，跟我的人，誰不是為了家庭兒女，想找一點前途出路的？ 在當時是勝是敗，連我自己都沒把握，現在又何必追究他們？ 我自己信念都動搖，怎能要求他們？ 如果追究下去，牽連太廣了，到最後找不到一個忠貞的人，不必去追問了。 這也是曹操反用恕道，故意作到能夠寬容人。 其次古人的句子：“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人與人相見，三兩句話就說起別人來了，這是通常的事，沒有什麼了不起。 不過，如果作為一個單位主管，領導人的人，要靠自己的智慧與修養，不隨便說人，也不隨便相信別人批評人的話，所謂“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個攻訐人的人，他們之間一定有意見相左，兩人間至少有不痛快的地方，這種情形，作主管的，就要把舵掌穩了，否則就沒有辦法帶領部下的。 另外一些會說人家好話的人，中間也常有問題。 李宗吾在他諷世之作的《厚黑學》裡，綜合社會上的一般心理，有“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辦事二妙法”，所謂“補鍋法”、“鋸箭法”，都是指出人類最壞的做法。 有些人最會恭維人，但是他的恭維也有作用的。

近代以來，大家都很崇拜曾國藩。 其實，他當時所遭遇的環境，毀與譽都是同時並進的。 因此他有贈沅浦九弟四十一生辰的一首詩：“左列鍾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這是說他們當時的處境，左邊放了一大堆褒揚令、獎狀。 右邊便有許多難聽而攻擊性的傳單。 世間的是非誰又完全弄得清楚呢！ 多了這一頭，一定會少了那一邊，加減乘除，算不清那些帳。 你只要翻開《莊子》書中那段屠羊說（人名）的故事一看，人生處世的態度，就應該有屠羊說的胸襟才對，所謂“萬事浮雲過太虛”。

孔子這裡說，聽了誰毀人，誰譽人，自己不要立下斷語；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有人攻訐自己或恭維自己，都不去管。 假使有人捧人捧得太厲害，這中間一定有個原因。 過分的言詞，無論是毀是譽，其中一定有原因，有問題。 所以毀譽不是衡量人的絕對標準，聽的人必須要清楚。 孔子說到這裡，不禁感嘆：“現在這些人啊！”他感嘆了這一句，下面沒有講下去，而包含了許多意思。 然後他講另外一句話：“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夏、商、週這三代的古人，不聽這些毀譽，人取直道，心直口快。 走直道是很難的，假使不走直道，隨毀譽而變動，則不能作人；做主管的也不能帶人。 所以這一點，作人、做事、對自己的修養和與人的相處都很重要。

《莊子》也曾經說過：“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真的大聖人，毀譽不能動搖。 全世界的人恭維他，不會動心；稱譽對他並沒有增加勸勉鼓勵的作用；本來要作好人，再恭維他也還是作好人。 全世界要毀謗他，也絕不因毀而沮喪，還是要照樣做。 這就是毀譽不驚，甚而到全世界的毀譽都不管的程度，這是聖人境界、大丈夫氣概。

據歷史上記載，有一個人就有這股傻勁，王安石就有這種書呆子的氣魄。 王安石這個人，過去歷史上有人說他不好，也有人說他是大政治家，這都很難定論。 但是王安石有幾點是了不起的，意志的堅定，是一般人所不能。 他有過“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懼，祖宗不足法，聖賢不足師”的倔勁。 沒有把古聖賢放在眼裡，自己就是當代的聖賢，可見這種人的氣象，倔強得多厲害。 相反的，說他是魔道呢？ 但也難下斷語。 他一輩子穿的都是破舊衣服，乃至他當宰相時候，皇帝都看到他領口上有蝨子。 眼睛又近視，吃菜只看到面前的一盤，生活那麼樸素，可是意誌之戇，戇得不得了。 他對毀譽動都不動，表面上的確不動，實際上內心還是動的。 所以這一段可以作為我們的座右銘，能夠做到毀譽都不動心，這種修養是很難的。

　　　　　　　　　　　

出入無車少馬騎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 今亡已夫！

這是孔子對於時代文化在演變中的一個感嘆。 他當時研究中國上古文化，就說恐怕以後研究更困難了，史料都喪失了。 他還很幸運看到古代歷史殘缺的資料。 舉一例說，古代有馬的人，借給別人騎，現代對於這一點資料都很難找到了。 所以今後對於上古史，無法研究。 因此孔子當時把中國的歷史，暫時斬斷了，整理《書經》時便從唐堯開始，事實上堯以前還有史實的。 如果照舊的方式研究，堯以前就有兩百萬年的歷史了，至少至少有一百多萬年。 自伏羲、神農下來，從黃帝開始到現在是五千多年，從堯、舜開始到現在是三千多年，中華民族究竟上面已經有多少年曆史，這很難講。

不過最近從外國翻譯過來的關於外太空科學的新書，已懷疑的確有外太空人，證明人類不是由猿猴進化而來；而且證明人類文化歷史至少有一百多萬年。 這些資料反而證明中國古代的傳說都對了，可惜西方人的研究，都不懂中國這方面的資料。 而我們自己的學者，恨不得把自己國家民族的歷史越縮短越好。 我們拿舊史來讀，就曉得有一百多萬年。 從伏羲畫八卦到黃帝這一段，到底有多少年，還不知道，至少有好幾萬年。 孔子刪歷史，從唐堯作斷代的開始，是因有資料可查的，所以才從堯開始，可是後人對於這一部分資料還懷疑不信。 現在這幾十年來，我們學說上犯一個“疑古”的毛病，把自己文化都破壞了。 最近全世界的學說，和我們以前一樣“崇古”了，這又看到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了不起。 現在外太空科學、星際科學的新發現，很多地方值得注意的。 講到這一段，孔子說從殘缺的史料中“有馬者，借人乘之。”可見古代社會，彼此之間的互助精神非常好。 換句話說，自己有車子，鄰居要用，儘管去用，這是說以前社會的厚道。 這是孔子隨便舉例，不是說以後的人就沒有這種厚道了，這意思主要是說，這一點殘缺的文字，他還看到了，但當時一般人對上古時代的研究，資料就不夠了。 如此而已。 並不是孔子沒有馬騎，向朋友借不到，便生氣了。

小忍與大謀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這兩句話很明白清楚，就是說個人的修養。 巧言的內涵，也可以說包括了吹牛，喜歡說大話，亂恭維，說空話。 巧言是很好聽的，使人聽得進去，聽的人中了毒、上了圈套還不知道，這種巧言是最會攪亂正規的道德。 “小不忍，則亂大謀。”有兩個意義，一個是人要忍耐、凡事要忍耐、包容一點，如果一點小事不能容忍，脾氣一來，壞了大事。 許多大事失敗，常常都由於小地方搞壞的。 一個意思是，作事要有忍勁，狠得下來，有決斷，有時候碰到一件事情，一下子就要決斷，堅忍下來，才能成事，否則不當機立斷，以後就會很麻煩，姑息養奸，也是小不忍。 這個“忍”可以作這兩面的解釋。

這兩句話連在一起的意思就是：一個思想言論，如果認為是小小的事情，無所謂，濫慈悲，濫仁愛，往往誤了大事。 我們看孔子自己的作為就知道，他在魯國當司寇的時候，雖只乾了三個月，但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殺少正卯，就是因為他言偽而辯，可以亂正。 現在有一派反孔子的人說，孔子殺少正卯是為了自私，因為少正卯思想、學問比他好，學生比他多，他吃醋了，把少正卯殺掉。 這些論調，初聽似乎很有趣，事實上少正卯是一個很會說話的人，孔子的學生也常常跑去聽他講，當時被他誘惑去了的也很多，所以指孔子為了報復而殺少正卯。 這一點我們要注意的，天下寫歪文章的人，筆鋒都很厲害，很吸引人，有煽動性；而正派的文章，不易吸引人，好東西寫成文章不吸引人；但那些歪才對於正派的東西卻寫不出來，這也是怪事情。 寫煽動性文章的，都是少正卯這一類的人，這類人不一定站得起來，可是他的文章會鼓動社會風氣，乃至影響整個社會。 所以人的講話、文章，如本身沒有道德基本修養，便成為巧言亂德。 對於這種事，孔子認為一定要處理，否則成為姑息養奸，也就是“小不忍，則亂大謀。”

我們對“小不忍，則亂大謀”作了這兩種解釋，姑且可以這樣分開來運用：處事的時候，“忍”字可作“決斷”用；對人的時候，“忍”應該作“忍耐”、“包容”的意思來用。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這是從毀譽的問題講下來，一直講到這裡，孔子又說，大家都討厭這個人，不要隨便相信，必須自己加以考察判斷；大家都公認為好，都愛好他，也不要受蒙蔽，一定要自己再觀察他。 如果我們以這兩句話，來印證個人的經歷，對於小的事情，每人都很多，有些學者、文人，學問都很高，但也最容易受情感的蒙蔽，容易情感衝動，於是在觀察方面、判斷方面，往往會錯誤。 這兩句話，擴充起來，可以引證很多歷史的事實。

現在我們退回來講個人修養方面，作一個領導人，對於自己的干部，不要完全受別人的影響，自己要觀察得清楚，如王莽，當時就是這樣一個人。 他沒有篡位以前，上下左右，沒有一個人不說他好，後來哪曉得一變而成這樣壞。 讀這一則歷史，就是很好的證明。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這是上面這幾段中的主幹思想——人的問題。 一切人事、一切歷史，都是人的問題。 人才能夠弘揚道。 所謂道，就是真理，這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呆板的，它不能弘揚人，須要人培養真理。 這就是重點。 所以孔子始終講的是人文的文化。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這是孔子對於過錯的看法：一個人有過錯不要緊，只要能改，能改過就好了。 如果有過錯而不肯改，這就是大過，真正的過錯了。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日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孔子提供自己的經驗，他說他自己曾經為了研究一個問題，因而整天不吃飯，整夜不睡覺，專門自己用思考去研究，結果發現沒有用，不如去求知。 因為須要知識配合思想，所以要多讀書，多思想。

上論也提到過：思而不學也不對，學而不思也不對。 一個有天才、有思想的人，首先要注意多讀書、多求學。 自己以為自己是天才，聰明了不起，如果多讀書以後，自己就會變得非常謙虛了。 常常我們自以為是一個大發現，多讀了書以後，才知道古人早就講過了，知道了，原來我們並沒有超越古人，而且古人比我們所知道的還更多得多。 譬如唯物思想，中國文化里早就有過，不過沒有這麼多，只一點點原則，經過研究，知道是不能成立的。 還有西方很多東西，我們以前都有過，可是都沒有加以發揮。 現在年輕人搞思想，都想創作，可是就創造不了，所以知識與思想要配合起來。 學問思想配合好了以後，接著孔子就說：

　　　　　　　　　　

幾人憂道不憂貧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耕也，餒在其中矣！ 學也，祿在其中矣。 君子憂道不憂貧。

我們大家都習慣地會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原文就是孔子說的。 說一個真正有學問，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君子，只憂道之不行，不考慮生活的問題；比如耕種田地，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好好的努力，生活總可以過得去，發財不一定。 只要努力求學問，有真學問不怕沒有前途、沒有位置，不怕埋沒。 “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是很好的格言，人生的準則。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這是講到學問、修養在處事時的一些標準。 有智慧，有眼光，看得準。 譬如買股票吧，眼光看到了，買進來，賺了錢，可是又想貪多，這時候不能把握住自己，不知道煞車，最後還是賠本了。 人生的一切大小事情，事業前途，作人處世，都是如此。

眼光看得準，創業容易；在春風得意、該煞車的時候也能煞住，則是最高修養。 可是在這個時候的人，總是不肯煞車的，只顧向上面衝，結果得到的，必定會失掉。 老子告訴我們的“功成、名遂、身退。”要做得恰到好處，至少先穩定這個階段。 這樣好像是手段了，但手段與道德，差別在於內心：走恕道，替別人著想，多為人，少點私心，就是道德。 如果智慧夠了看得準，“仁能守之”，也拿得穩，但是不“莊以蒞之”，內心上沒有真正莊敬，口頭說為社會、為別人，人家還是不服氣的。 做到了“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這三點以後，外在的行為動作，還要處處守禮，有禮貌，有法度，有規矩。 做到了這四點，作人、做事、從政、修養、事業，才能盡善盡美，否則總歸有問題。 如果以這四點，觀察工商業的社會，也是一樣，不能違背。 有些人赤手空拳，本事大得很，當時很發財，但有許多人“仁不能守之”，又看見他掉下去，只這二十年中，就不知多少實例。

　　　　　　　　　　　

器小易盈

下面又轉入因人論事。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這段話有兩方面的意思。 我們研究起來就感覺到這則名言的深度。 如配合人生的經驗，一生用之不盡，受用無窮。 頭一段“君子不可小知”的“小知”，以客觀而言，我們對偉大成功的人物，不能以小處來看他，等他有成就才可以看出他的偉大；相反的，就是小人看不到大的成就，小地方就可以看出他的長處。 以主觀而言：君子之大，有偉大的學問、深厚的修養、崇高的道德，看事情不看小處而注意大處。 小人則不可太得志，如果給他大受，他受不了，小地方他就滿足了。

這是兩種觀點的解釋，如果在人生體會上，我們看到過許多的聰明人，年紀輕輕一得志就完了，這就是“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有許多人有真的智慧，要看大節，在大節處能受，就是大根大器。 記得古人有一首刻劃人生很清楚的詠松詩：“自少齊埋於小草，而今漸卻出蓬蒿。時人不識凌雲幹，直待凌雲始道高。”這首詩是講一棵松樹的幼苗，當小的時候，和一般的草一樣，都埋在那裡，誰也想不到，這一片小草里的這株幼苗，幾十年、幾百年以後，會成為那麼高大的樹。 但它在當時是慢慢的出頭，比小草只高一點，當時的人也絕認不出，它將來會變成神木。 一般人都等到這棵樹長大了，高得看來差不多挨到了天了，才仰頭來讚歎：“偉大啊！高呀！好！了不起！”人生也就是這樣，當平常在努力的時候，就是那麼可憐，沒人了解，等到成功以後，各個都叫好了。 看透了人生，只有自己去努力，到成功了，自然有人讚美、喊偉大。 學問也好，事業也好，都是這樣。

同樣的，另外有首詩：“雨後山中蔓草榮，沿溪漫谷可憐生。尋常豈藉栽培力，自得天機自長成。”這首詩也經常寫來勉勵學生。 中國詩有些很難讀，字面上看來是描寫景物，一幅不相干的圖畫，實際上含有很高的哲學道理。 像這首詩說，下雨以後，山里的草，很快的青青翠翠普遍長了起來，沿溪漫谷都是，綠成一片。 這樣多普通的草，誰去種它？ 誰給它肥料？ 都是自得天機自長成的。 我們人也是如此，像當年紅葉少棒隊，到日本比賽勝利了回來，大家都捧他們。 可是當年他們在台東深山里練習的時候，石塊當球，樹枝作棒，豈不是“沿溪漫谷可憐生”嗎？ 後來勝利凱旋遊行，大家都認為是我們的光榮。 他們的成功不就是“尋常豈藉栽培力，自得天機自長成”嗎？ 人生也是如此，對孩子們的教育也是如此，要使他受得艱難，要給他“自得天機自長成”的環境。 父母的愛護過分了，恰恰是毀了他。 我們看了這兩首詩，就可以了解小知大受的道理。 偉大成就的人，都要從艱難困苦中站起來，不要被小聰明自誤，更不要短視。 所以《論語》上記載聖人之言了不起的地方，像一具很好的古董放在面前，它不受時間、空間的影響，越看越美，從任何角度看，都覺得有新的發現。 現在的工業產品就不一樣，初看很漂亮，多擺兩天就完了，很討厭了，非把它毀掉不可。 古書就有這個道理，它的含義使我們多方面去發覺、體會。 對這幾句書，我們有時不必一定說是哪方面看法，要在人生中多加體會才對。

　　　　　　　　　　　　

燙手的山芋

接著由為人處世，再講到政治的道理。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他說，一般人一提到仁義的事，那種懼怕的心理比怕水火還更厲害，水會淹死人，火會燒死人，所以人看到水火會怕。 孔子說：我看見過人跳到水里被淹死，跳到火裡被燒死。 仁義沒有這樣可怕，真去做的話，不會被餓死的，真仁義還有好處的。 可是人害怕，不肯去做，所以叫人做壞事很容易，叫人做好事反而怕。 但沒有看見人因為做好事而死，沒有做好事的人，倒是死得更慘。

上星期中，和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功名富貴也蠻高的老先生們談起，我說如果關起門來講，孔孟之道也好，仁也好，我們這個中華民族是可怕的。 試問孔子為什麼老是講仁？ 不但孔子講仁，老子、莊子也講，可見我們這個民族不仁的太多，不孝的太多，所以他們才講仁、講孝。 等於西方文化，當年獨裁得太厲害，所以講民主、講自由。 假使一個社會，民主太過了，自由太過了，你看他們還講不講自由民主？ 那時他不需要民主自由了。 可見我們的民族，是一個很難弄的民族，就是不仁慈、不孝的太多，所以孔子教大家要仁慈，要行孝。 教育就是大眾思想的反映，這是事實。 研究春秋戰國時代，權力之爭，父子、兄弟之間都不認，有什麼親情？ 有什麼愛？ 因此孔子講仁呀！ 孝呀！ 所以我們這個民族，好地方是了不起，關起門來反省，實在難弄。 我們是這個民族的一分子，就更深深的了解，不好辦。 這裡孔子是說一般人的心理，講到仁慈就怕得很，生怕吃虧，孔子就講了一句幽默話，說沒有看到誰跳過仁里被燒死淹死的，這就是說一般人不肯行仁道，道理很會講，做起來很難。 那麼要用什麼精神來做呢？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這句話又有幾個觀念。 先解釋文字：當仁義所在的地方，都可以反對老師，老師錯了還是錯了，並不見得老師一定對。 老師做得不仁，就不對。 另一個觀點，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並不是專制教育。 他這句話就是告訴學生，只要認真理、認正義。 真理對了，正義對了，就不要考慮我這個老師怎樣了。 也等於西方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說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是他當時與他的老師柏拉圖，發生了相左的意見，這種意見相左，並不是對老師不尊敬。 真理所在，對於老師的意見，也沒有辦法同意的。 這就是做學問的精神，把皇帝的意見都碰回去。 不管是老師或皇帝，正義所在一定要爭，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必守的信條。 但是有一點：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這個“不諒”不是不原諒，是說一個君子，要真正的誠敬而不能馬虎，不能隨便的違反了正義。 接下來：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為人幹部，為人臣下的時候要敬，就是現在講的“負責任”，先真正能負了責任，然後再考慮到自己待遇、生活的問題。 假使說為了待遇生活而擔任這個職務，那是另一觀念。 一個知識分子做一件事，並不一定為了吃飯。 一個人吃飯、生活的方式很多，所以要認識清楚，做事是為了責任問題。

子曰：有教無類。

這句話大家都知道，不需要解釋，這是孔子的教育精神。 他不分階級，不分地域，不分智愚，只要肯受教，以人文文化為基礎，一律諄諄教誨。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可是有一點，思想目的不同，沒有辦法共同相謀。 但並沒有說一定要排斥。 沒有辦法互相討論計劃一件事，只好各走各的路。

　　　　　　　　　　　　

花果枝葉

子曰：辭，達而已矣！

說話、文章都是辭。 當然，寫文章要成為一個文學家很難，說話要訓練得擅於言詞，擅於演講也很難。 雖然不要求太華麗，但是有一個主要的目的，那便是能夠真正表達自己的意思。 在人生的經驗上，有許多人真愛說話，開口就是一大篇，可是講了半天，不知他講了些什麼。 寫文章也是一樣，許多人面對稿子，心裡說“我要寫文章”，十分精神中七分在擔心寫不好，花了半天時間，兩行都寫不下來。 其實不要管這些，心裡想到哪裡，就寫到哪裡，寫完以後，再增刪調整一下就好了。 所以孔子說的“辭，達而已矣！”真正的好文章，是表達意思，好的文章不要“作”的，雕鑿起來就不行了。 這一句同時呼應上論“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話，說明文辭不過是學問的枝末。

下面是結尾了。 這一篇開始是衛靈公向孔子問軍事，孔子不願答這個問題。 下面結論，就是點出人文之道的重要。

師冕見。 及階，子曰：階也。 及席，子曰：席也。 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子曰：然！ 固相師之道也。

師是古代很重要的文化官，管音樂藝術的大樂師。 在春秋戰國時代，樂師與後來的太史令同樣重要，因為古代非常重視禮樂文化。 這個名叫冕的大樂師來看孔子。 古代的樂師，多半是瞎子，孔子出來接他，扶著他，快要上台階時，告訴他這裡是台階了。 古代沒有桌子板凳，席地而坐，就是後世日本的榻榻米一樣。 到了席位時，孔子又說這裡是席位了，請坐吧。 等大家坐下來，孔子就說某先生在你左邊，某先生在你對面，一一很嚕嗦的告訴他。

等師冕走了，子張就問，老師，你待他的規矩這樣多，處處都要講一聲，待樂師之道，就要這樣嗎？ 孔子說，當然要這樣，我們不但是對他的官位要如此；對這樣眼睛看不見的人，在我們作人做事的態度上，都應該這樣接待他。

從這一點，我們想到，很多偉大的教主們，常做這樣的事。 佛經裡就有這樣一個故事：釋迦牟尼有一個弟子，眼睛看不見，但還是自己縫衣服，有一天他穿不起針線來，就在那里大聲叫，要求同學幫忙他穿一下針線。 但是他的同學，那一班羅漢們，都在打坐入定了，沒人理他。 釋迦牟尼這位老師，就自己下來幫他穿好針線，交給他手上，教他怎樣縫。 這個學生一聽到聲音，才知道是釋迦牟尼。 他說，老師怎麼親自來？ 釋迦牟尼說，這是我應該做的。 而且馬上對所有的弟子們上了一課說，人應該做的，就是這種事，為什麼不肯幫助殘廢的人、窮苦的人？ 訓了一頓話。

所以我說《論語》是連貫的，這一篇由第一段，孔子不肯答复軍事的問題，一直講到作人處世，結論是要幫助殘廢孤苦的人。 而且又以孔子接待大樂師的事，烘托出國家的根本在禮樂。 可見每篇的編輯、安排都是恰到好處。 我們讀完全篇以後，再一想，餘味無窮，也代表了孔門的思想，孔子的精神——教人學問的道理究竟在什麼地方。

另外還有一點關於這一段的附帶說明。 就是我國古來的大音樂家，差不多全是瞎子。 像師曠為了要使自己的音樂素養更上層樓，他覺得眼睛外視容易使精神耗散，所以將自己的雙眼刺瞎，結果果然成為中國的一代音樂宗師。 這個道理也就是中國道家修持的理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也就是老子所說的“不見可欲，其心不亂”。 因為一個人的精神及生理，都是靠食物來補充，但又由思想、九竅消耗。 而補充的永遠比不上消耗的，所以人才有衰老、死亡。 這些都是由大樂師的眼睛而引起的，暫且擱置，以後如有機會，再談這個理論的正確與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