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別裁【子路第十三】

演承

子路第十三

南懷瑾--論語別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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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講《子路第十三》篇，以連貫的觀念來看，這篇文章是對上論《為政》篇以後所作的發揮。 就是說一個人學問的內在修養與外用，當然包括了過去所謂作官的學養，乃至作人與做事的道理。

先天下之憂而憂

子路問政。 子曰：先之，勞之。 請益。 曰：無倦。

這一節文字非常簡單。 子路問從政的道理，孔子告訴他兩個觀念：一個是“先”，一個是“勞”。 這兩個觀念，發揮起來蠻多。

所謂“先”，就是在“為政”的原則上作領導人，一切要為人之先。 關於先，大家都讀過宋儒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其中有句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個“先”的觀念，即從《論語》這裡來的。 中國政治哲學解釋“先”字，多半用老子的話“外其身而後身存”。 為政作主管的，尤其是作戰帶兵的，都是這樣：自己站在前面，有艱難困苦與辛勞，我領先擔負了；利益方面也是先讓人家，自己不要，這是“外其身” ，而實際上最後的成功還是自己，這是領導的“先之”的道理。

“勞之”，也是處事領導的原則。 左丘明的《國語》一書中，有一篇敬姜論勞逸，敘述魯大夫公父文伯的母親——敬姜，對兒子的一番教訓，政治思想非常高。 她說人必須要接受勞苦的磨練：“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噁心生。”一個人環境好，什麼都安逸，就非常容易墮落。 民族、國家也是這樣。 所謂“憂患興邦”，艱難困苦中的民族，往往是站得起來的。 所以古代許多懂得為政的人，都善於運用“勞之”的原則，使得官吏、百姓沒有機會耽於逸樂。 “勞”包括了勤勞、勞動、運動許多意義。 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人在辛勞困苦的時候，對人生的體會較多，良善的心性容易發揮出來。 不過這是好的一面的看法。 另一方面，也有把這個原則反用了的。 所以同樣一個學問，正反兩面如何去用，在乎個人的道德。 這個“勞”同時也包括自己。 在個人修養中，一個領導人寧可有困難時自己先來，有勞苦的事自己先做；絕不能自己坐著享受，有困難都讓別人去。 這樣永遠帶不好人，尤其帶部隊，打起仗來，就看得更明顯。

孔子說了這兩點，子路請益，要求老師多告訴他一點。 孔子又說了一個“無倦”，這兩個字在文字表面上看起來就是不疲勞，一切要更努力；用現代語來說，就是責任的觀念要加重，自己沒有“懶得做”的感覺；從歷史上嚴格體會，做一個政治上成功的領導人的確是很苦的。 如果恪守這種原則，即使是看公文這件工作，也令人覺得很苦。 因為真正負起責任來，往往就沒有私生活，難免有時會厭倦。 在前面也說到過，歷史上像周公那樣忙碌辛勞，“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的故事。 周朝的政權，存亡絕續之際，維持八百年之久，可歸功於周公一手所建立的典制。 而且我國文化集中整理成一系統性，也是由周公開始的。 當時周公的身份、地位，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還不夠形容。 實際上，他與武王是親兄弟，是成王的叔叔。 可是他對人如此的謙虛，如此的負責任，如此的勤勞而無倦，這種修養實在難得。 一個人在自己負到那樣的重責，達到那樣的地位時去體會它，才更親切。

上面是孔子告訴子路的三大原則。 孔子為什麼對子路作這樣的答复？ 這須要我們用頭腦去思索一下了。 假使子貢、子夏問從政的問題，孔子也許不是這樣答复。 我們知道子路的個性很有俠氣，脾氣一來，動輒“算了！”或者“乾了！”這一類的個性，容易債事。 有些人是慢吞吞的個性，就容易誤事。 所以孔子嚴格告訴他這三個原則。 但是，我們每人自己反省，個性上有這種成分沒有？ 學問修養的道理，就可在這三個重點上去體會了。

才難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出去做魯國權臣季家的管事，來問從政的原則。 孔子告訴他在行政上領導政治的道理：“先有司”，有司是職務代稱，也就是管事的，讀古書時經常看到它。 孔子是說，首先重視每個人的職權，要製度化，不要亂來。 在古代專制政治的時代，尤其在春秋戰國的時期，一個領導人，一個帝王，本身就是法制。 儘管中國過去也是講法治的精神，但在君主專治體制下，往往有“言出法隨”的情形，他的話就是法律，他要怎樣做就是法令。 所以孔子告訴他不可犯這毛病，先要把權責分清楚，制度建立起來。

其次，領導人對人要“赦小過”。 誰都難免有錯誤，尤其當領導人，要能原諒人。 一個領導人，不單是主管，還要兼作老師，所謂“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領導人同時是老師，同時是父兄，對部屬小小的錯誤，馬馬虎虎讓他過去，充其量喊到房間裡告誡他。 在歷史上看到的名臣，遇到部下犯了錯誤，當眾不說，召到房間裡，關起門來責備一頓。 出了房門當主管的自己背了過，宣稱是自己的錯，不關那個部屬的事。 古代許多大臣都有這種器度，不是用手段，而是一種厚道的修養，這是愛人。

第三，要能夠“舉賢才”，就是提拔有才能的人。 這裡發生一個問題了，仲弓提出來問，他說有那麼多部下，怎麼知道哪一個是人才？ 人才的選拔不易，在歷史上經常看到有人“拔於稠人之中”。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有很多人才，當他沒有機會表現的時候，永遠默默無聞而埋沒終生。 譬如帶一師的部隊，這一師人當中，一定有人才，但卻沒有辦法發現。 有了發現，就在稠人之中——在很多人之中把他提拔起來，給他機會，隨時培養出來。 歷史上許多前輩提拔後輩，都是這樣。

但賢才到底是難得，所以仲弓就說，無法知道誰是賢才，怎樣去分別呢？ 孔子說，你可以就你所看到的，所知道的去選。 如果你並不知道，那就是他沒有表現的機會，只好等待別人去發掘了。 所謂：“博施濟眾，堯舜猶病諸！”

　　　　　　　　　　

孔子要正什麼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 子之遷也。 奚其正？ 子曰：野哉！ 由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有一天，子路和孔子在討論一個為政的問題。 孔子周遊列國都很失意，比較好的是在衛國那些年，而且衛靈公對他也的確很重視。 所以看孔子的傳記，當時許多地方使大家懷疑，有人以為孔子可能在衛國要當宰相；有的懷疑孔子想把衛國的政權整個拿過來。 這段討論的背景就可以反映出當時的情況。 子路有一天問道，看衛靈公的樣子，非常重視老師，假使他希望你出來從政，有意把政權交給你，“子將奚先？”（我們要注意這個“將”字，表示當然不會成為事實，假設語氣。）老師你看為政之道，第一步是什麼？ 第一個重點先開始做什麼？ 孔子說，假定有這個事，第一件事是正名。 子路說：“有是哉？”這是非常懷疑的口氣，意思是說，正名有這樣重要嗎？ 因為正名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東西，所以子路不相信。 並且說，老師，人家說你是個迂夫子，你真是迂啊！ 名正不正有什麼關係呢？

現在我們注意，先討論這個“名”。 中國文化中過去的名，包括了些什麼呢？ 我們都知道後世有一門學問叫“名學”，就是邏輯、思想的研究。 嚴格講，正名就是指確定思想的觀念。 以現代的語彙來說，“文化思想的中心”即為正名的重點。 也可以說，在邏輯思想上分別得清清楚楚，就叫作正名。

現在“正名”的意義懂了，再說本文。 孔子說，如果要談為政，先要把思想領導清楚。 把文化思想的路線作正確的領導，非常重要。 子路一聽，認為文化思想是空洞的東西，這個何必管它呢？ 孔子就罵他說，你這個傢伙，真是野蠻、胡扯。 一個真有學問的君子，對一件事情不了解，不要亂下斷語。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懂就是懂，不懂不要勉強說懂，就告訴人家我不懂，這才是君子的風度與修養。 “蓋闕如也”，寧可保留這個缺陷，對人說這一門我不懂，沒有研究。 孔子教子路這一點作人的道理後，繼續告訴他“必也正名”的道理，一氣呵成的說明中心思想的重要。

政治的重心，“名不正，則言不順。”言包括了文字及理論。 在理論上講不過去的事，就是不合理的事，一定不會成功的。 有時我們讀歷史，看政治的演變，都離不了“名正言順”的原則。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沒有文化的政權，就沒有文化的社會，那麼立法的製度就建立不好，法治沒有良好的基礎，一般老百姓就無所適從了。 所以領導的重點，還是思想的領導、文化的領導。 這在表面上看起來並不重要，其實影響非常深遠。

說到這裡，我們若以思想問題來講，人類的全部歷史，可以說就是一部思想戰爭史。 一直到今天這個階段，站在哲學的立場來看，全世界人類文化的思想，正陷落在癱瘓狀態，空虛貧乏。 講好聽點是物質文明在發達；講難聽點是物質的慾望在擴張，蒙蔽了人類的智慧。 也許目前感覺不到，再過十年、二十年就可以感到的。 因此我們現在對於自己的文化復興，要作承先啟後融貫中西的工作，這是刻不容緩的重大使命。 從事文化工作的人，要曉得自己這神聖而艱鉅的責任。 是誰給的責任？ 是自己要自己挑的，挑起繼往開來的重任，才能搞思想。 如果以現實的環境來看，搞思想的人常是窮苦一生，默默無聞。 但每個歷史的演變，都受這種潦倒一生的人思想的影響。 在他本人死後，領導了世界人類。 以個人的現實生活來講，搞思想、搞文化的窮苦一生，對他有什麼用？ 可是他精神生命的價值就是如此偉大和長遠！ 這就看個人的認識，自己選擇要走什麼路。

現在引伸孔子提到的“正名”問題與思想文化的重要性，如果到了“民無所措手足”的狀況，一般人無所適從，不曉得走哪條路好，那就問題大了。 我們不要忽略了這個問題。 有些事看來毫不相干，但影響的後果非常大，這就叫做文化思想了。 文化思想看來毫不相干，但形成時代潮流，對國家命運的影響非常大。 我們甚至可以說文化思想左右了歷史，所以在政治哲學的觀點上就更要注意了。 一個政治領導人，對於許多看起來毫不相干的事情，譬如路上丟一個香煙頭，是毫不相干的，但你丟一個，他丟一個，人人都丟一個，就形成了都市污染，積微成漸，不相干的事成了大問題。 就是孔子講的，名不正，思想就不純正，“則民無所措手足”。 這個時代，老百姓不知哪個思想是對的。

所以孔子的結論：“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這個“名”字包括了思想文化的內涵。 同時由此可見，思想文化在政治哲學中的重要。 而且我們真正的傳統思想，事無不可對人言。 在理論上，邏輯上絕對站得住，不是空洞的理論，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現在思想的風氣，都是講“應用”的思想，不是基本的哲學思想。 因此人心愈亂，民風日下。

孔子所以說為政的道理，首先是思想文化的問題。 我們傳統文化中對於思想文化和言語行為的原則，就是講究實踐的，說得到一定做得到，而且很容易其實的做到。 這就是中國政治哲學最高的原則；不談虛無高深的理論，要其實可行。 總之，孔子告訴我們；思想是最重要的，這個思想就歸於“正名”的內涵，縮小範圍，就是名稱與觀念的重要。 所以我們平常作宣傳的人，用一句標語，一句小標題，也必須要經過仔細研究，搞錯了，也可說就是“正名”的偏差。

問舍求田

下面大體講作人的道理：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 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 子曰：小人哉！ 樊須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焉用稼！

樊遲有一次向孔子請教農業的技術問題，稻子要怎樣種得好。 孔子說，那你不要問我，不如去問有種田經驗的老農。 樊遲又問如何種菜種花。 孔子說，這些事你問我，我不是不懂，但只懂一點，不如去問老經驗的種菜、種花的人。 樊遲退出去了以後，孔子就對學生們幽默的說，樊遲這個小子，竟來問我這些農業技術問題。 其實，我只教你們作人做事的大原則，並沒有教種菜的技術。 如果身居上位，作一個領導人，本身好禮、誠敬，下面就自然敬業樂群了。 這點我們應當要注意，在任何地方，領導人的意向，有一點偏向於某一方面，不久之後，整個風氣都會偏向某一方面。 不但是壞的偏向會出毛病，好的偏向如果不善加引導，也會出問題。 所以道家、儒家都講無為而治，由此知道領導人的學養，是要很注意的。 孔子現在是講好的偏向，他說上面的人處處好禮，講究文化思想，下面的人就誠敬嚴肅，成為風氣了；上面的人如處處愛人，犧牲自己，幫助別人，那麼下面的人心，受上面的影響，當然人人都服從你。 尤其帶兵，所謂“先之，勞之”，在艱難困苦中，先替下面的人想辦法，只有一餐飯可吃，讓大家先吃，有剩的自己再吃，不然自己餓肚子。 當然不能為了手段才如此做，要真誠的這樣做，那麼人民沒有不心悅誠服的。 “上好信”的信，不但指有信用，講了的話兌現，還包括了信人、信己，要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那麼下面對你沒有不付出真感情的。 人能做到這一點，人心歸向，賢才畢集，百姓感戴，攜家帶眷，前來依附，還怕沒有人來替你種田嗎？

但話說回來，後世儒家的知識分子，因此都不肯自力謀生，只想作領導人——作官的毒素也種因於這種思想流弊了。 實因誤解孔子的教學生主旨所致。

因此，下面便說到從政與個人修養：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孔子說，學識的修養基本，要先讀詩。 並不是要政治家成為一個詩人，因為春秋戰國以上的文化思想，直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時代的《詩經》，可以說是包括了一切知識的通才之學，所謂蟲魚鳥獸的名稱，以及人情風土的知識，由詩的內涵中都可以了解。 培養一個政治人才，必須先使他有充分學識，成為通才，樣樣都會。 在古代知識範圍，比現在簡單。 讀詩讀得好，學識淵博，不一定做事做得好。 所以讀詩以後，要授之以政，給予經驗了。

如果所學與行政配合不起來，不能得心應手，不能通情達理，那就要外放出去，使於四方，各處去多經驗、多歷練。 這就和後來司馬遷“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道理一樣，經驗不夠，就使於四方，到處去增加人生的經歷，然後再回來考察他，如果處理事情還是不能專精、深入，那麼再培養、訓練也沒有用。 這種人才，只能成為書呆子，從唐代以後，多半是打入翰林院。 明清兩代，進士出身進翰林院的很多，進了翰林院，就是進入研究院去研究研究，有很高的名望，很高的待遇，可是難得外放作官。 在過去有許多人一輩子都待在翰林院裡，如果經翰林院出身，而能再從事地方行政的，我們從清朝兩百多年的史實來看，多半成為雙料大員，縱不能成為國家了不起的能臣，至少也不太錯。 看看清朝翰林院的製度，是非常妙的，僅僅書讀得好的人，就只好翰他一筆在此林中了。 所以孔子說，書讀好了的人，從政經驗不夠，就派他到外面多經歷人情世故。 回來還不能深入，就不是從政的大才，書讀得再多也沒有用。 由此可見人的才具與學識，不一定能夠完全配合得起來。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孔子講到為政的道理，始終認為個人的修養非常重要，任何一種制度，到底還是人為的。 領導人本身端正。 （正字包括的意義很多，思想的純正，行為的中正等。）就是一個良好政治的開端，用不著嚴厲的法令，社會風氣自然會隨著轉化而歸於端正。 如果本身不正，僅以下達命令來要求別人，結果是沒有用的。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這是孔子對當時歷史文化的一個批判。 他生長在魯國，也繼承了魯國的文化，魯國文化要保存周朝文化和周公流風遺政的精神。 後來孔子多半在衛國，在衛國住得比較久。 由衛國回來以後，才正式從事著作，刪詩書，定禮樂。 他認為衛國的文化、政治，基本上還是不錯的，還能始終保存著周代封建當初的“兄弟之邦”的精神。 孔子這句話是感嘆，也是讚美。 總之，言下之意，頗多感慨！

鬥屋升基之爭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 始有，曰：苟合矣。 少有，曰：苟完矣。 富有，曰：苟美矣。

孔子在衛國看到一位世家公子，並不是近代語所謂的公子哥兒。 古代的公子是世襲的，大體上都由長子繼承。 除非這個家族犯了罪，否則是代代相傳下去的。 例如孟嘗君、信陵君、平原君等等，這些都是公子。 他在衛國看到一個世家公子名字叫荊，這個人對於生活的態度，包括他的思想觀念和修養，都很值得推重。 譬如在修繕房屋這件事上來說，剛剛開始有一點可住時，他便說，將就可以住了，不必要求過高吧！ 好比有一幢配給的房子，雖然小了點，人口多住不下來，將就在走廊前加一小間，馬馬虎虎夠了就好。 後來又擴大一點，修好一點，他就說，已經相當完備了，比以前好多了，不必再奢求了！ 等於原來配的房子只有十二個榻榻米，現在改了第一期的國民住宅，好了一點。 他說好了，已經很受用了。 後來又擴充一點，他又說，夠了！ 夠了！ 太好了。

孔子講這件事，在我們初看起來，沒有什麼了不起。 豈但衛公子做得到，我們大家都做得到。 所以有時候讀《論語》，覺得把這些話都記載進去，好像聖人的經典，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這就是讀書要與生活經驗，以及年齡的增長相互配合。 我們要知道，古代一個世家公子，可不那麼簡單。 據我所了解，有些朋友因家庭出身不同，吃的穿的硬是很講究。 有一位朋友，年紀相當大，名望地位也很高。 他託人買一件汗衫，因為是老牌子，找遍了香港、英國，後來在香港一個老店才買到，價錢非常貴。 代買的人也買了一件，穿起來的確舒服。 這位先生對日常生活，就是如此考究。 他也有他的理論：沒有錢寧可不買，要買就要買好的。 譬如皮鞋，一雙好的皮鞋，又舒適，又漂亮，又牢固，可以穿兩三年。 花兩百元買一雙普通皮鞋，幾個月換一雙，計算下來，花的錢一樣，既不舒服，又不好看。 皮鞋如此，其他也是一樣。 這就知道，世家公子的習氣，確是不同，由此也就了解到人生，所謂“從儉入奢易，從奢入儉難。”一個窮子小出身，漸漸環境好了，自然會奢侈起來，這種習慣容易養成；用慣了以後，一旦窮了，再要想儉省，就困難了。

所以孔子提出衛公子荊的這個觀念，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們的四書五經，教年輕人去讀，在他們是一件痛苦的事，實在難懂，像這些必須要配合人生的經驗去體會。 如果在學校裡教這些書，僅從文字上講解，學生聽了自然會反感的。 這實在難怪學生，只好責怪“人生”了。

其次說到蓋房子，講幾個故事：

第一個講到郭子儀：唐明皇時候，安祿山作亂，唐室將垮的政權，等於他一個人打回來的。 在歷史上，唐代將軍能富貴壽考的，只有郭子儀一個人。 他退休以後，皇帝賜他一個汾陽王府。 在興工建築的時候，他閒來無事，拄一支手杖，到工地上去監工。 吩咐一個正在砌牆的泥工說，牆基要築得堅固。 這名泥水匠對郭子儀說，請王爺放心，我家祖孫三代在長安，都是作泥水匠的，不知蓋了多少府第，可是只見過房屋換主人，還未見過哪棟房屋倒塌了的。 郭子儀聽了他這番話，拄著杖走了，再也不去監工。 這個泥水匠講的，是祖孫三代的實際經驗，而郭子儀聽了以後，就想透了人生的一個道理，不是消沉，而是更通達了。

第二個故事，唐末楊玢在尚書任內，快要告老退休的時候，他在故鄉的舊屋地產，有些被鄰居侵占了。 於是他的家人們要去告狀打官司，把擬好的起訴書送給他看。 楊玢看了，便在後面批說：“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他的家人看了就不去告狀了。

第三個故事，和楊玢的類似，據說（待考）出在清代康熙、雍正間的桐城人張廷玉。 他是清代入關後，父子入閣拜相的漢人。 據桐城朋友說，桐城有一條巷子名為“六尺巷”。 張廷玉當年在家鄉蓋相府時，鄰居與他家爭三尺地，官司打到縣衙里，張家總管便立刻把這件事寫信到京里報告相爺，希望寫封信給縣令關照一下。 張廷玉看後，在原信上批了一首詩寄回來，這首詩說：“千里求書為道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誰見當年秦始皇。”張家的總管於是立即吩咐讓了三尺地出來，那個鄰居看到張家居然退讓了三尺，他也讓了三尺出來，於是留下了六尺空地，成為人人都能通行的一條巷道。

從這幾個故事，我們就可了解孔子之所以講到一個世家公子的生活，能夠修養到“知足常樂”，只求溫飽，實在是很難得的。 像這樣修養的人，如果從政，就不會受外界環境的誘惑了。

剛才提到郭子儀的起建汾陽王府，我們再看看唐人的兩首詩：

　　　　

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輕馬伏波；

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陽多。

　　　　　　　　　——趙嘏經汾陽舊宅詩

　　　　

汾陽舊宅今為寺，猶有當年歌舞樓；

四十年來車馬散，古槐深巷暮蟬愁。

　　　　　　　　　——張籍法雄寺東樓詩

上面兩首詩的詞句都很簡單，但包涵的意味卻發人深省；比起“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如何？

政治、經濟、文化

子適衛，冉有僕。 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

有一次孔子又到衛國去，他的學生冉有跟著去服務，到了衛國一看，政治很清明，社會進步了，繁榮起來了。 於是孔子說，好呀！ 好繁榮呀！ 冉有就問，像這樣繁榮了，再進一步該怎樣做？ 孔子說，使社會繁榮，是為政的原則。 繁榮了還不算，還要使國民經濟基礎穩固，人人富有。 冉有又問，社會繁榮了，國民收入也提高了，那麼再進一步又該做甚麼呢？ 孔子說，那就是文化與教育了。 僅是繁榮了，如不加上文化教育，這個社會，這個國家民族，會墮落、沉淪的，這是很嚴重的。 繁榮、富有、文化教育，是政治發展的三階段。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這是孔子平常的感嘆。 他感嘆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實行。 孔子在這裡說，假定真正有人相信我，“期月而已可也”，期月就差不多了。 如果照我的政治理想去做，三年的時間，這個國家就有大成果，可以變成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看這一節書，首先要了解，孔子是引用古人的話。 其中“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這兩句話，是孔子以前的古人說的，只有下面一句“誠哉是言也！”是孔子自己的話，也就是孔子對於古人那兩句話的感想、評語。 以現在的話來解釋，孔子說，這兩句話的確說得不錯，真有道理！

這一節書是連接上面政治發展三個階段：繁榮、富強、文化教育的振興一直下來的。 講到繁榮與富強，我們想到現代的情況，像全世界都在談發展觀光，觀光就是社會繁榮的前奏。 現在這樣，過去歷史也是這樣。 所謂觀光，不免要連帶有許多對社會風氣不好的事，中國如此，世界各國也如此。

試舉一個例子：曾國藩打垮了太平天國，收復南京之初，當然，南京在兵亂之後，經濟非常衰落，老百姓非常困苦。 曾國藩第一步工作，就是恢復秦淮河的遊樂事業，歌台舞榭，什麼特種營業都有。 這些一恢復，經濟的複興就來了。 經濟的原理，有如美國人一句話，世界上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你口袋裡的錢，放到我的口袋裡來。 讀了幾年經濟學，不如這句話實在、實用、有道理。 好逸惡勞是人的常情，要使有錢的人，把錢花到南京來，當然最好就是發展娛樂。 曾國藩不但第一步恢復了秦淮河的遊樂事業，而且像他生活那樣嚴肅的人，為了繁榮地方，聽部下的建議，自己還到秦淮河去逛逛，以示提倡。 曾國藩還遇上幾個名妓，其中一個死了，曾國藩送了一副輓幛，題道“未免有情”。 更相傳其中有一個妓女，藝名少如，也頗有文才，要求曾國藩送他一副對子。 曾老先生打算用他的藝名“少如”這兩字嵌到聯中，先寫上聯：“得少住時且少住”，意思是能偷閒在這裡休息片刻就休息片刻。 因為要考這女孩子的文才到底怎樣，便要他自對下聯，不料這女孩很調皮，開了曾國藩一個大玩笑，提起筆來寫道：“要如何處便如何”。 這只是相傳的故事，並不完全可靠。 但曾國藩為了使南京地方的經濟復甦，先恢復秦淮河的繁榮，這是一個史實。

然後就是管子的政治道理：“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最後是文化教育，真正的文化教育。 古代中國政治，為王道的道德政治；後來講事功，是來自霸道的思想，不是王道。 王道政治的代表，在三代以下是周朝。 經過好幾百年，祖孫幾代的努力，他的文化風氣才養成。 所以周朝的政權，在中國歷史上，就有那麼久遠，乃至變成中國文化的淵源。 這就是所謂“善人為邦百年”，急進是不行的。 一個理想的政治風氣，最後孕育成一股文化的力量，不是簡單的。 但這種不以事功取勝，以道德為先，才可勝殘止殺，化解人們彼此鬥爭、仇恨、殘殺的心理。 但是一個社會、國家，要達到這個程度，必須有百年的教育，百年的文化，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要經過三四世才行（一世三十年）。 孔子年紀大了以後，有了豐富的經驗，所以這兩句，說得非常切實。 換句話說，文化歷史的成果，不是一下子做得到的，起碼要百把年，好幾代才能做到。 所以急求事功，往往沒有好的結果。 因此接下來說：

仁德須加累積成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對於王道仁政的推行，孔子在這裡，再作一個原則性的定論。 他說要實行王道的仁政，親眼看見成功，是很難做得到的。 必須要加以時間的培養，隔世或隔代的努力；有了安定的社會基礎，有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教育，然後才能“世而後仁”。 我們看歷史，先不管王道不王道，每一個朝代真正的安定，都要開國以來百把年的根基才行。 從近代史來說，就看清朝一代，他們由孤兒寡婦帶了三百萬人入關，統治了四萬萬人，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把年來的努力，才開始有真正的安定。 像“春滿乾坤福滿門”，描寫當時國家、社會的安定現象，實在也是得來不易的。 可是在乾隆的末期就又開始變了，馬上又走下坡。 再回溯上去看明代、宋代、唐代，甚至漢代，都是如此。 每個朝代開始，社會在大變亂之後，真正過安定生活走上軌道，大體上都要百年的時間。 當然恢復很容易，長治久安比較難。 所以那年去日本開中日文化會議，我曾面對他們的國會議員、大學校長、教授們說，我到了日本，看見東京的繁榮，日本朋友問我有什麼感想。 我說：“這並沒有什麼稀奇，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安定下來，二十年時間，誰都做得到。但你們日本人要知道，日本今日的繁榮，是中國人三千萬軍民的血汗所施予的。我說世界上兩件東西最可怕：一是刀，一是錢。過去你們軍國主義，把刀磨快了想統治全世界，後果怎樣你們已經知道了。現在你們有了錢了，又想買通世界，這種思想將來所得的後果，一樣可怕……”

閒話少說，再回到正題，我們要注意“必世而後仁”這句話，經過一世，才能行其仁政的道理。 例如一個家庭，為了培養一個孩子，希望後代優秀，也要“必世而後仁”。 培養自己的孩子，希望自己的兒女有所成，還不大可靠；兒女如果照你的教育，再教育下去，到孫子這一代，才有希望。相反的“世而後敗”，試看社會上富豪之家，也幾乎沒有超過三代的殊榮。 做父母的很辛苦，白手成家；第二代做兒子的雖然不太過分，總比老子會花錢；到孫子一代出手可大了，完全是紈絝子弟的作風，甚至有些馬上敗掉了；因此又輪到第四代曾孫在鬧窮。 窮了又再儉省成家，如此循環往復，永遠像一個輪子在轉。

這裡又順便講一個故事。 陶朱公的次子在楚國犯了死罪。 因為楚王有信任的大臣莊生與陶朱公很有交情，於是陶朱公的太太要丈夫寫信給他，把兒子救出來。 陶朱公打算叫第三個兒子帶黃金千斤，連同信件去見莊生，相信不會有問題。 可是長子不肯，因為宗法社會的長子，有特別的地位，有責任與權力，所以爭著要去。 但陶朱公不答應，他說如果長子去送這封信，一定是把老二的屍體運回來，不是把人救回來。 可是長子硬吵著要去，太太不懂事，幫長子說話。 陶朱公被吵得沒辦法，於是就讓長子去了。 不過同時吩咐太太準備好次子的喪葬事宜。 長子到了楚國見到了莊生，交上了書信和黃金。 莊生因為是陶朱公的事情，不能不辦。 適逢這年楚國有災，古代相信天象，每逢天災。 國家要做好事以求化解。於是莊生去見楚王，建議大赦，楚王接受了他這項建議。 但這個消息洩漏出來了，被陶朱公的長子聽到，他就後悔老二的事用不著托莊生，大赦一定會放出來的，千斤黃金白送了，心裡捨不得。 殊不知這次大赦，正是莊生為了救他的弟弟想出來的辦法。 所以又去看莊生，提起大赦的事。莊生當然很聰明，立即知道了他的心理，就寫了一封回信，將千斤黃金退回。 對他說你弟弟的事剛好遇到大赦，用不著我幫忙，我可以不管了。然後莊生連夜進宮再見楚王，請求慢一點發布大赦令。 他報告楚王，在大赦令的範圍中，有一個死犯是陶朱公的兒子，如果不把他先正法，別人還誤會我莊生貪污，誤會你楚王不公平。 於是楚王下令把陶朱公的次子殺了，翌日頒大赦令。 陶朱公的長子只有把弟弟的屍首運回，家裡卻已佈置好了靈堂。 陶朱公的家人問，為什麼事先會知道這樣的結果？ 陶朱公說，我們白手成家，大兒子跟著吃苦出身，對錢看得太重，豈肯輕易花用。 而這位老友最清貧，絕對不會受賄賂，我送給他錢是私人感情，他才肯受用。 而我們的三子，出生時家裡就很有錢，他花錢花慣，送了千斤黃金，絕不會心痛，也絕不會再去問的。 我所以斷定，老大去了一定是把兄弟的屍首運回來。 這則故事的內涵，可以從多方面去體會，涉及到個人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心理學、家庭教育心理學等等。

所以說我們這一代的兒女，再好也有問題存在；主要的，他們在此時此地長大，安安定定，由小學讀到大學，父兄儘管窮，他們的學費和零用錢總有得用的，他們哪裡真能曉得世事艱難？ 所以說要在痛苦的環境中施予教育，必要置之死地而後生，他才能真正知道人生、社會、國家、民族的重要，將來也許他會有遠大的成就。 由此理擴而充之，講到國家天下，使它合於王道仁政的原則，“必世而後仁”，這是不易的定論。

正己而後正人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這是中國政治思想重點所在，也是孔子所說名言——“政者正也”的引伸。 主要是要求於領導人的。 我們都知道中國文化中有一句“《春秋》責備賢者”的慣用語。 這是說明孔子作《春秋》的主要宗旨，是為了時代的衰頹，社會風氣的敗壞，盡他對於歷史的責任。 他並不苛責一般人，因一般人大都是盲從的，聽命的；他責備的是領導者，當權者，或者有道德學問而負這種責任的賢者。 倘使這些人搞錯了方向，會導致歷史的重大罪過，因此《春秋》以中正責備賢者。 《論語》中這裡的觀念也是如此，解釋為政的道理在於先求自正，後來曾子《大學》的正心誠意等一系列思想，也是孔子這一觀念的引伸、演繹。 到了唐代，真德秀著《大學衍義》、《心經》（儒家的心經）、《政經》等書，就是強調這個重心給帝王和領導者看的，所以唐代以後，用《大學》、《中庸》的正心誠意思想，作為領導人必然的修養，也是根據孔子這裡的思想。

這裡在文字上的解釋很簡單，政就是正，“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這句話譯成現在的白話文就是：假如本身公正，去從政，不必講，當然是好的。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政者正也，要正己才能正人。 假使自己不能端正作榜樣，那怎麼可以輔正別人呢？

下面跟著這一政治原理，描述一則冉有的故事。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 對曰：有政。 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這一段記載很妙，也是孔子的幽默處。 孔子學生冉有，當時在魯國的權臣季家做事，職位很重要。 在魯國的歷史上，季家當時很糟糕，想爭奪政權，不臣的跡像都顯露出來了。 在上論《八佾篇》中就曾記載，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曾找冉有，問他能不能想辦法救季家，糾正他的思想。冉有說不能，可是冉有還在季家做事，有一天冉有退朝後，見到了孔子。 （中國古代都在朝上處理公文，也等於是現代每天的朝會，討論政治，處理公事。）

說到這裡，我們有許多感慨。 現在大家都覺得每天的會議太多，頭大得很，這是中西文化合璧的過渡時期的現象。 時代不同，社會結構、人事變化古今大不相同。 古代官制人事比現在少得多。 就清代而言，康熙年間，全國上下二十餘省，從中央到地方的正式朝廷官員，只有二萬五千多人。 就此人數，辦理約四萬萬人的政治事務。 當然，我們看到清末的政治非常腐敗，但是在腐敗中間，也有一點值得注意，就說那時腐敗衙門的師爺們，每天上班，大多已在下午兩三點鐘，吃過午飯，睡好午覺，鴉片煙抽足以後才上班。 可是他們今日事今日了，難得有拖到好多天才辦的。 難道說這是製度問題？ 實在難以下一評斷！

再看古代，皇帝都是早朝，非常辛苦。 就以清朝的皇帝而論，承繼中國五千年文化的正面，專權到了極點，事無鉅細都要過問，以致皇帝從來不能睡得舒服。 凌晨四五點鐘就要起床，如果貪睡起不來，就有一個老太監跪下來叫；如果叫不起來，就由另一太監，打一銅盆熱水，絞一條熱熱的面巾，覆到仍在睡夢中的皇帝臉上，替他擦一把臉，硬把他拖起來，替他穿上龍袍，拉著去主持早朝。 吃飯也沒有人陪，孤家寡人一個人吃。 清代先祖的法制：不能由皇后陪，最多下命令找一個喜歡的妃子陪他吃。 人到了這個地步，權力固然可愛，可是有許多事情，就沒有味道了。 我們順便講到這些，是要注意早朝制度。

閒話一句

幾千年來，一切國家大事，都決定在早上，乃至個人的處理政事，也是如此。 如曾國藩當年理政，就不大開會，而是找部屬們一起吃早飯。有一個人不到齊，他就不動筷子，利用吃早飯的時間，討論了事情。 所以對於過去的早朝和現在的會議，我們可以好好對比研究一下，對於自己國家將來製度的問題，也是值得考慮的一點。

這裡是說，一天冉有退朝回來，孔子問他為什麼今天回來這麼遲？ 冉有告訴孔子，因為有政務須要商量。 孔子說，我清楚得很，看起來好像是國家的大事，雖然我沒有參加，不過就好像親自聽見一樣。 孔子這個話非常幽默，想來，他說此話時，一定作了一個幽默的微笑，等於打冉有一棒。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魯定公一天問孔子，他說一般人都說，不要隨便說話，尤其是從政的人，在上面領導的人，只要一句話，就可以“興邦”，有這個道理嗎？ 孔子說，話並不是那樣說法。 “一言而可以興邦”，這句話是一個原則，譬如說有一句一般人都知道的話“為君難，為臣不易。”這不就是一句話嗎！ 做領導人困難，做乾部也不容易。

這也就是孔子的機會教育，他對自己的國君，不好意思直接教訓。 可是趁這個機會，舉出這句話來作例子，無形中教育了他。 魯定公本人就是領導人，所以他說假使一個人懂了“為君難，為臣不易”這句話，就可以興邦了，事業前途無量了。 這段文字很簡單，如以歷史的事實來講，一言可以興邦的史實很多，試舉兩個例子：

一個例子是唐太宗時代的名論：“創業難，守成也不易。”就是這個道理，不但國家天下事如此，個人也是如此。 一個人由貧窮而變成富有，是創業難，至於子孫的守成，又是一個大問題。 究竟哪一個難？ 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上，素來認為兩皆不易。 另一個例子，宋高宗曾說過，吾年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 其實這句話，春秋戰國時，衛國的蘧伯玉也這樣講過，人由於年齡的增加，經驗的累積，回過頭一看，才發現過去的錯誤。這些都是“一言興邦”的實例。

引伸到下面的“一言喪邦”，一句話而亡國的，又可以舉很多例子了。 歷史上楚漢之爭，劉邦的長處，是聽從別人的話，他的所以成功，是對於別人的好意見馬上接受。 如果我們研究歷史上一些成功和失敗人物的性格，會發現很有趣的對比。 有些人的性格，喜歡接受別人更好的意見；不過，能立刻改變，馬上收回自己的意見，改用別人更好意見的人太少。 劉邦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 而項羽對於自己的主意就絕對不會改變，絕對不接受別人的意見。 對於這一點，在個人修養上是要注意的，尤其作為一個單位主管，往往容易犯一種心理上的毛病，明明知道別人的意見更對，更高明，可是為了“面子”，為了“下不了台”而不接受。 這種心理，大而言之是修養不夠，小而言之是個性問題，自己轉不過彎來。 現在，我們看看項羽在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決定：當項羽打到咸陽的時候，有人（據《楚漢春秋》的記載是蔡生，而《漢書》的記載是韓生。）對他說：“關中險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勸他定都咸陽，天下就可大定。

關於這一點，我們中國歷史上曾有很多研究，國都應該定在哪裡？ 歷代都有討論。 宋元以前，首都多半在陝西的長安，宋代因為國勢非常弱，定都汴梁。 當時也曾有人認為洛陽是四戰之地，不宜為首都。 往下元、明、清八百多年來，首都則在北京；民國成立以後，對於定都的爭議，當時也有許多主張。 一派主張定都北京；一派主張定都南京；還有人主張定都到咸陽；又有人主張定都北京或南京都可以，但是應該在長安、武漢等地設四個陪都。 這一派人看到了將來國家的大勢，要與國際的局勢相配合的。 一個國家究竟定都在哪裡，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各方面的配合都很重要，這是一個大問題。 我們現在為了配合將來時代，預為國家的大計研究，這些歷史，乃至於近代史、國際現勢，都要研究。這是題外閒話了。

風頭主義的英雄

我們再回來講，項羽對這個定都的建議不採用。 他有一句答話很有趣，也是他的名言：“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就憑了這句話，他和漢高祖兩人之間器度的差別，就完全表現出來了。 項羽的胸襟，只在富貴以後，給江東故鄉的人們看看他的威風，否則等於穿了漂亮的衣服，在晚上走路，給誰看？ 他這樣的思想，豈不完蛋！ 所以項羽注定了要失敗的。 而同樣的事發生在劉邦的身上又是怎樣呢？

劉邦大定天下以後，他自己的意思要定都在洛陽。 但齊人婁敬去看他，問他定都洛陽，是不是想和周朝媲美。 漢高祖說是呀！ 婁敬說，洛陽是天下的中心，有德者，在這裡定都易於王；無德則易被攻擊。 周朝自后稷封邰，到文王、武王，中間經過了十幾世積德累善，所以可在這裡定都。 現在你的天下是用武力打出來的，戰後餘災，瘡夷滿目，情形完全兩樣，怎麼可與周朝相比？ 不如定都關中。 當然有一番理由，張良也同意，劉邦立即收回自己的意見，採納婁敬的建議，並賞給五百斤黃金，封他的官，賜姓劉。

以這一件強烈對比的史實，清代嘉道年間，有個與龔定庵齊名的文人王曇，寫了四首悼項羽的名詩，其中有一首還說道：“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頭顱贈馬童。天意何曾袒劉季，大王失計戀江東。早摧函谷稱西帝，何必鴻門殺沛公？徒縱咸陽三月火，讓他婁敬說關中。”這是王曇悼項羽有名的四首詩之一。 “秦人天下楚人弓”，典故出在春秋戰國時，楚王的一張寶弓遺失了的時候，人家向他報告，這位皇帝說：“楚人失之，楚人得之。”意思是說皇家保存與百姓拿到，都是一樣，不要太追究。 王曇引用這個典故，說秦始皇死了以後，中國人的天下，凡是中國人都可以出來統治。 “枉把頭顱贈馬童”，指項羽在垓下最後一仗，被漢軍將領四面圍困的時候，他回頭看見追殺他的，正是他一個投降了劉邦的老部下，名叫馬童。 馬童見他回頭，側過臉去。 項羽說，你不要怕，你不是我的故人馬童嗎？ 聽說劉邦下令，凡得我頭顱的可賞千金、封萬戶侯。 你既是我的故人，就把這顆頭送給你。 於是項羽自刎了，這也就是項羽的氣魄。 “天意何曾袒劉季？”劉季是劉邦的名字，這是說項羽“非戰之罪，天亡項羽”那句話的錯誤，而項羽的錯在哪裡呢？ “大王失計戀江東。早摧函谷稱西帝，何必鴻門殺沛公？徒縱咸陽三月火，讓他婁敬說關中。”這就是項羽失敗的關鍵。

這裡再插一段閒話。 說到歷史很妙，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燒書，對中國文化來說，是一個大罪行。 但是他的罪過，也只能負責一半。 因為秦始皇不准民間有書看，把全國的書籍集中起來了，放在咸陽宮，後來項羽放一把火燒咸陽宮，這把火連續不斷地燒了三個月，有多少書籍、多少國家的財富，由他這把火燒掉了。 所以嚴格說來，中國文化根基的中斷，這位項老兄負有很大的責任。 但後世卻把這一責任，全往前面秦始皇的身上推了。 至於項羽的責任，由於對失敗英雄的同情，就少提了。

我們由“一言而可以興邦”的思想見解，所以又牽引出許多閒話。 現在我們的國家，東方的國家，全世界的國家，都受了美國一句話的害，也就是一個政策的害。 美國的什麼政策？ 世界上史無前例的所謂“不准打勝利的仗，打有限度的仗。”我們這一代的歷史，大家對這句話，並沒有什麼很顯著的感覺，正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們都在這個時代中，就沒有感覺到，假使我們退後一百年，或超前一百年來看這段歷史，看看美國人這一政策的結果，害死了多少人？ 破壞了多少國家？ 這個想作世界盟主的決策有多麼滑稽！ 多麼悲慘！ “一言喪邦，一言興邦。”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由歷史上的故事，比類引伸體會，必定更為親切。 同時，我們身為現代人，再由現代醜陋的一面去看看，更可了解這道理。

下面也是一樣，魯定公問，有人說一句話就可以亡國，有沒有這種事？ 孔子說，這個也一樣的，不是如此隨便解釋就可以的。 接著下面孔子講的這句話就很妙了，他說有人說，我並不樂意作君主，只是為了言出法隨，誰都不能違背，可以完全依照我的意思，達到我的理想，這樣才過癮。 孔子為什麼對魯定公說這個話呢？ 其實這情形也不止是魯定公一人犯的錯誤，一般人都有他同樣的毛病。 試想為什麼人總喜歡抓權呢？ 因為有權力的人才能夠隨心所欲，才能夠控制別人聽自己的命令。 所以歸納起來，孔子的意思是如果以這種心理來從政，那就錯了。 下面的人不反對，並不見得你個人的意見就是對的。 問題在思想的本身，在於領導人的意見本身對與不對。 如果意見是對的，應該絕對信仰，不能違抗；如果領導人的思想不對，而要人們一定都服從他，這就要喪邦了。

“一言興邦”與“一言喪邦”，連起來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大概地舉了過去的歷史，以及我們自己在這個時代的風暴中，所親身體會的經驗，希望大家對這一節能有更深的體會。

畫龍點睛

下面另外提到一個人葉公，他也是春秋時代的一個諸侯，用我們的口頭語講起來是一個小皇帝。 歷史上有名的故事“葉公好龍”，就是有關於他的典故。 前面曾經提到過，此人在宮廷中牆上、樑上、柱上，到處畫的、雕的都是龍。 因之感動了真龍來，他卻又嚇死了。 後人對於好講道德，而真要他行德時又不干了；又如好交朋友，而朋友有困難時又不幫助了，這一類事故，便引用葉公的故事，說此人講德道、好交友，如“葉公之好龍”。

葉公問政。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春秋時，人口少，土地遼闊，很需要老百姓，所以孔子說，能夠做到近者悅，遠者來，就是最大的成功了。 在領導人來說，跟隨的人，不願離開；在外面的人都想回來；別處的人都想來投效，這就成功了。 相反的，在你身邊的人想離開，在外面的人沒有向心力，這就有問題。 孔子這兩句話，後世更引伸到外交上，能夠與鄰近的國家，相處得敦睦；而距離遠的國家，也願意來交往，這就做得很成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夏一度在莒父做地方首長，他來見孔子問政，孔子告訴他做地方官的為政大原則。 這就是前面提到過，要有遠大的眼光，百年大計。 做一個地方首長，行政、建設等一切制度，要顧全到後果，為百年的大計，不要急功好利，不要想很快的就拿成果來表現。 也不要為一些小利益花費太多心力，要顧全到整體大局。

接著，“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兩句名言，大家都懂得，不須多說了。

下面舉的一個例子，是法治思想與法理的重點，同時也與社會的道德觀念有關。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葉公告訴孔子說，我們這個社會裡，老百姓的思想、性格都很直爽，不狡詐。 一個父親偷了別人的羊，他的兒子會挺身而出，作證人。 我們這個社會風氣有多好！ 葉公這個話，我們要注意。 無論是研究法律的，研究社會制度的，研究政治的，儘管只看到這麼幾句話，要領會出，對於社會心理、政治心理、法律的最高法理、犯罪心理，都有關係。

孔子聽了他這幾句話，答复說，我們那邊社會的情形，與你們這裡就這不同了。 如果兒子做錯事，當然父親為了親情，會為兒子隱瞞一點；父親做錯了事，兒子也當然替父親隱瞞一番，這是人情之常。 也許你看來這樣不夠誠實，不夠直爽，可是所謂直的道理也就自然在其中了。 這就是中國後世所謂法律不外乎人情的意思。 假如講法治的道理，父親偷了東西，兒子告密，並沒有錯，在法律的觀點上看，是合理的行為。 從人情上看，作心理研究，這一對父子之間，早就有問題存在了。 人與人之間，不要說是父子，即使朋友之間，也不免有這一點感情。 如果人沒有這點感情，而認為一定要這樣做才是對的，這個問題很大。 所以這一段，作深入的研究，就有很多道理可以貫串了。

接著轉了一個氣勢，上面是談為政有關的問題，下面則談學問修養方面。

樊遲問仁。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講到這裡我們要注意：孔子的整體思想都在談仁，究竟對“仁”下的定義是什麼？ 千餘年來，對於孔子的仁，敢下一個定義的很少。 《里仁》全篇講仁，那都是講仁的用，仁的行為，《顏淵》這一篇，孔子講到仁，他下一個定義“克己復禮”為仁，這是仁的體。 顏淵再問方法，孔子告訴他“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就是修養到仁的方法。

現在《論語》已講了一半，如果明辨一下，孔子的“仁”究竟是什麼？ 我的感想，只可引佛學上一句話：“眾盲摸角，各執一端。”從《論語》上所看到的孔子思想，都是講仁的用。 如勉強抓住其中那一點，就認為是仁的全體，就等於“眾盲摸象，各執一端。”仁在孔子的思想中代表了很多，從形而上的本體，到形而下萬事萬物的用，都歸到仁。

現在樊遲問仁，孔子講的是對個人修養的仁，他說自己平常的言行，恭敬而誠懇，做事盡心負責任，對長官、朋友、部下，對任何人無有不盡心的。 恭、敬、忠，這三個要點具備了的人，即使到了毫無文化的野蠻地區，也是了不起的。 這是仁的用，他希望學生們在內聖外王的修養，都能做到這個重點。

是不是——士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曰：敢問其次？ 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曰：敢問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子曰：噫！ 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上面曾經講過“士”的觀念，從一般的習慣，認為古代所講的“士”就是知識分子，這個話實際上很籠統。 古代的士，必須內在的道德，外在的學識，兩方面都很好，才能稱作士。 子貢這裡請教孔子，怎麼樣才叫士。

孔子說，第一是“行己有恥”。 “有恥”包括了很多意義，最基本的是自己的人格道德沒有污點，這是對於自己的要求。 我們每人幾十年交來了許多朋友，其中的確有些人非常有恥，怕做錯了事，怕難為情，自己沒面子，不好意思。

真正愛好面子這一點心思，培養起來，就是最高的道德。

然後“使於四方”。 “使於四方”，也可作社會關係來解釋。 強調一點來說，這裡可以認為是偏重於外交。 孔子有許多國民外交的工作，乃至代表政府的外交工作，都是子貢去做。 所以狹義來說，做外交要“行己有恥”，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外交官以外的人，一樣用得到。 如果“行己有恥”，當外交官到外國去，對於職責、任務都能勝任愉快，這就叫士。 孔子為什麼作偏重外交的答复？ 我們要了解，孔子所處的春秋戰國時代，非常混亂，並不統一，各國諸侯，各自為政，處處用得到外交，和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一樣。 我常說，讀《春秋左傳》，就可以了解現在這個時代，現在就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放大。

講到這一點，又涉及歷史哲學了，曾有人說歷史是重演的，也有人持反對的意見，認為歷史絕對不會重演的。 這就成了歷史哲學上的爭論。而事實上歷史會不會重演呢？ 我們可先讀唐代竇鞏的一首詩“傷心莫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台。”這首詩全部都是哲學思想。 東流的江水是一去不回的，但江水永遠在東流，歷史的原則是不會變，所以也可以說歷史是反复的。 因此認為要了解今日的國際大勢，要讀歷史，尤其要讀《春秋左傳》，大原則不會錯的，不過要自己去領悟。

因此我們讀了這段書，知道孔子在春秋戰國那個時代，認為“士”，有才能的人，在外交上能達成任務，辦得成功，是了不起的。 子貢又問，這太高了，士也有各種各樣的，其次又該怎樣？ 孔子說，在宗族之間都稱他為孝子，在鄰里之中，地方人士都說他友愛，這也可稱為士了。

子貢又問，再次一點該如何才是士？ 孔子說，到處要講信用，要守信。 我們研究儒家思想，這一點要搞清楚，中國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有些人要打倒它，實在不曉得活用。 我們過去讀書，總是問這個孩子讀書讀通了沒有？ 不會問拿到文憑沒有；學問要讀“通”，要曉得活用的。 孔子這裡說的，一個人“言必信”，講了的話一定要兌現。 “行必果”，做事一定有結果，有始有終。 這種人該不錯吧！ 可是孔子說“小人哉！”這樣是不錯，可以用在自己作人方面，但並不一定可以處理國家大事，這也可以叫作“士”。 這是三種人才的分類。

子貢於是再問，現在一般從政的人，老師以為他們怎樣？ 孔子說，那些都是為了領幾斗米，拿點薪水的人，不必談了。 “斗筲之人”，這句話兩個觀念：一是只為了找個工作吃飯的人，哪裡把國家天下事擺在心上，這種人算不了什麼。 一是可以解釋為車載斗量的普通人物，太多了，不必談。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猖乎！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上面講了人才的分類，人格的看法，下面就引用孔子的評語，中行的人，就是行中庸之道的人，自己有中心的思想，而能調和、中和矛盾的思想或感情。 孔子認為這種人才還是太少，不易得到。

其次孔子欣賞兩種人，就是狂、狷之士，這種人往往是中流砥柱的人。 就對交朋友而言，平常無所謂，到了真有困難時，能來幫忙的朋友，不是狂之士，就是狷之士。 如何是狂？ 如何是狷？ 以前解說過，不必再重複了。

　　　　　　　　　　

有恆為成功之本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子曰：不佔而已矣。

這一路下來，都是討論人的問題，以現代來說，包括了人才的分類、人格的類別、人性的研究，這些都與為政有關係，到這裡孔子引用南方人的話。 春秋戰國時的南方，像楚國，在長江以南，道家的思想比較發達。 事實上現在也是如此，如湖南、貴州、四川一直到西藏，現代所謂的神秘學都比較發達。 印度也是這樣，在南方神秘學比較發達，任何國家都是南方神秘學比較發達。 北方的人個性堅強，行動果斷；南方人比較優柔，也比較聰明。 不但中國如此，外國也一樣。 這是什麼道理？ 擴大問題來研究，是因地質影響人的個性，前面提過，顧祖禹著的《讀史方輿紀要》這本書，各地人的性格，都有其地方性的特點。

古代把醫和巫放在一起的巫術，包括了符咒，這些都是神秘學，涉及精神力量的問題。 說到這裡，問題又大了，這裡巫醫，是古代巫與醫並稱。 古代的記載，巫為巫祝，後來醫學有一科名“祝由科”，可也真靈。 這些證明了人的精神可以控制物質，轉變物質的，物質的根本在精神。 如湖南辰洲派的符籙，怪事很多。

古代認為巫事雖是很淺薄的事，可是沒有恆心，就學不會。 孔子在這裡引用南方人這個觀念來說“善夫！”認為這話非常對，是真理。 為什麼？ 任何人做事沒有決心，沒有恆心，都做不成。 常聽人說中國功夫，什麼是功夫？ 我說，方法加上時間，加上實驗，就等於功夫。 有方法沒有用時間練習，怎麼會有功夫？ 任何一種功夫都要有恆。 下面孔子引用的兩句話，“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易經》上恆卦九三爻辭，卜卦用的。 意思是說做事情，修德行，如沒有恆心，做做停停，終歸沒有結果，很難為情。 這雖然是卜卦用的話，但真正懂了有恆的道理，用來處事，就不必去求神問卜，只有“自求多福”了。 這和後來荀子解說的：“善於易者不卜。”是同一意義。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這兩句話用來解說前面所提到的“中行”的意義，是最恰當不過了。

和而不同，就是自己要有中心的思想，能夠調和左右矛盾的意見，而自己的中心思想還是獨立而不移。 小人就不一樣了，容易受別人的影響，別人縱然影響了他，然而人各有志，到了利害關頭，意見衝突，相處就不會融洽，自然而然變成同而不和了。

鄉愿之見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 鄉人皆惡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貢問孔子，假如有人，鄉黨社會中的人都說他好，都歡喜他，像這樣的人，怎麼樣？ 孔子說，不可以絕對認可。 子貢又說，假如大家都說他壞，又怎麼樣？ 孔子說，也不可以如此隨便附和。 不如鄉黨中的好人喜歡他，鄉黨中的壞人討厭他，才能斷定他的好壞。

孔子這個道理，說明了一件事，就是我們現代說的“群眾心理是盲目的”。 所以一個人對於善惡之間，很難判斷。 辦地方選舉或在司法上判案子，就要注意，有時候群眾認為不對的，不一定真的不對；群眾認為好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由此可見為政之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及其使人也，器之。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 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孔子說，君子之人，與他共事，容易得很。 因為君子人多半愛人，多半平易近人，比任何人好相處；但是要想做些什麼事討好他，就很難了。 從歷史上看，許多好的大臣、好的領袖，都是這樣，向一個好的主管提供一個意見，只要差不多，他就會接納，准予酌情照辦；但要想使他真的心裡很高興，就很難做到了。 至於說不以光明正當的途徑，而想討好他，那更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君子人對於部下，信任、體諒、因才起用。 因此，作為一個主管的，對部下的建議，認為可行就採納，不必問這人本身的學識夠與不夠。 倘希望自己得到百分之百的滿意，對部下的品德、才能、知識各方面都要求第一流，則不易得。 當主管的不必什麼事都要自己計劃，要量才而用，捨掉部下的缺點，用他的長處，下面一定能達成任務，這就是“使人也，器之。”

至於小人就很難共事。 但是摸到他的心理，稍稍迎合一下，他就高興了；乃至其他一下，他都高興。 可是小人用人的時候，要求完備，樣樣要好，這做部下的就很難了。

孔子這些話，都是從政的經驗，這就是聖人。 把人情世故，透徹到極點。 因此我們知道做領導人的，用人不要過分要求，世上沒有樣樣都好的人，愛打牌的勸他少打一點，愛喝酒的勸他少喝一點。 辦好了事，讓他去，不要求備。 希望每一個部下都是孔子，道德又好，才能又好，太不可能了。 如果孔子來做自己的部下，自己又是一個什麼“子”，才能承當呢？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這又是君子與小人的對比。 君子之人很舒泰，這個泰字，包括了很多意義：度量寬宏，胸襟開闊，光明爽朗，這就是泰。 君子雖然很舒泰，態度絕不驕傲。 小人既驕傲，又自卑，心裡像貓爪一樣，到處都是毛病，心境就不泰然了。

子曰：剛顏木訥，近仁。

這一句話，包括一個人的三種個性。 剛，很剛強，換句話說有脾氣，而且是很明顯的有脾氣，不對就是不對，絕不願放在肚子裡不響，教他做不合理的事情，他絕不干。 毅，是果敢，有決斷。 木訥，是看起來好像笨笨的，但很厚道、樸實。 如這三個因素具備的人就太好了，再不然有其中的一點，也都是近於仁道的人物。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 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這裡也來問，怎樣才算一個士，孔子這里和回答子貢的，有所不同了。 孔子拿四個字來形容，他說一個人“切切偲偲，怡怡如也。”總是對人笑咪咪，不是假笑，是內心愉快，這就是士。 對朋友切切偲偲，很親切，有感情，當然這個感情並不是每天請吃牛肉麵，而是在朋友有困難時，伸出援手。 在兄弟之間，非常愉快，不是冤家，真如骨肉，這樣就是士。 這幾句話看起來好像教條，反省起來，我們每天對朋友、對同事、對兄弟都能愉快相處，和藹相親，就不易辦到，尤其對子路的個性正好下一針砭。

國防第一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到這裡，這一篇快作結論了，這篇開頭說：“世而後仁”，又說“善人為邦百年”才可以建立一個國家文化的基礎。 我們知道周公、孔子，都在身死百年之後才慢慢弘揚出他的文化思想，然後影響了後世幾千年。

至於軍備武功，一個有學問有道德的善人來領導，只要七年之間，就可以保家衛國了。 “即戎”，把軍事上的國防建設做好，可以用兵應敵。但要有上面的重點——善人。 善人並不只是做做好事，拿點衣服去送送人，做做冬令救濟的善人。 這個善的意義很大，是包括了道德、學問、才能。 這樣的人領導人民七年，就可以富國強兵了。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這是本篇的最後一段。 我們翻開這篇第一段，是子路問政。 現在把孔子這句話放在《子路》這篇的最後作結論更妙。 因為子路的個性比較衝動，喜歡用武力解決問題。 孔子罵過子路，“暴虎馮河”，只曉得用武力、用軍事，偏向於武功，而不懂得為政之道。 可是在這裡的結論，卻主張一個國家無論如何不能忘記國防，不能忘記軍事。 如果不教人民軍事的知識和技能，不鞏固自己國防上的戰備，等於自己要把國家丟掉，是不可以的。 孔子在許多地方，表面上看起來，不大贊成用武力解決問題，但對於國防的戰備，他認為非常重要。 個人的修養也是如此，隨時要準備戰鬥的精神，但不輕易用兵。 中國武功的道理也是一樣，練拳、練刀、練劍的人，要練到最高的武功，可不是為了輕易殺害別人，而主要在於求得和平的自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