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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別裁【泰伯第八】

泰伯第八

南懷瑾--論語別裁



《泰伯》第八這一篇,等於是第二篇《為政》的個人學問修養的引伸註解。 第八篇的題目《泰伯》,也就是這一篇裡所記載的,孔子經常標榜的聖人——吳泰伯。薄帝王而不為

泰伯是什麼人呢? 我們現在說中國文化,如果嚴格地說應該是周代文化。 是周公把過去的中國文化,集其大成;而孔子是將周公集其大成的中國文化加以整理。 所以中國文化,也就是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所傳承的文化總稱。


講到中國的文化歷史,就聯想起一本有關中國歷史哲學的書,在清代是禁書,但是我們還是把它保存了下來,也許大家沒有看過。 賈應寵(字鳧西,是明崇禎末年人)寫的《木皮散客鼓詞》,是用歌謠的體裁,以彈唱的方式來敘述我國歷史。 這本書是明末清初時期的作品,其中充滿了反清復明的民族意識,也包含著高深的歷史哲學意味及文學境界。 講中國的歷史哲學,以朝代來計算,春秋、戰國這兩個時代,還是屬於周朝的。周朝統治天下約八百年,漢朝約四百年,唐代約三百年,元朝八十多年。 明朝約三百多年,清朝統治也兩百多年。 說亂世,魏晉南北朝亂了兩百多年。 其中歷史最長的朝代,源遠流長的是周朝有八百年。


民間的小說上說,姜太公八十歲遇文王。 要知道周武王比姜太公只不過小幾歲,當年跟周武王統一中國的都八、九十歲了。 當時的文化,老成謀國,越老成經驗越豐富、越穩重,和今天情形大有出入。 不過這個出入不必去擔心,時代在變,歷史也在輪轉返复,將來會恢復敬老尊賢也不一定。 因為年輕人有衝勁,卻沒有高度智慧與經驗,而老年人衝勁又太校兩人一配合就完整了,不能偏向的。 小說上說姜太公八十遇文王,老先生還擺架子,不肯出來。 結果由文王推車,推了八百步推不動了,姜太公就說保佑他的子孫八百年天下。 這是小說寫的,但代表了一種思想。把神話的、小說的外衣剝了以後,真的思想就出來了。 這是小說家和民間文學的一種手法。


周朝能統治天下長達八百年,真不簡單,歷史上寫他祖德深厚——所謂祖德,不是迷信,而是說他祖先開始,歷代培養歷史的根基。 要培養歷史的根基,是不容易的。 我們再看秦始皇統一天下,他也是祖宗好幾代培養下來的。 不過秦國走的路子,比不上周朝。 周代一開始就走道德的路子;秦國的祖先一開始就以法治為基矗週以道德為基礎,就是德治、禮治。 在教育文化這一方面,秦的法治也培養了好幾代,兩三百年以後,才有秦始皇這個結果。 周代的祖先,到周文王不是結果,到周武王統一天下才是結果。 泰伯是個什麼人呢? 是周文王的大伯父,周武王的大伯公。 周文王的祖父為大王。 大王有三個兒子,大兒子為泰伯,次子名虞仲,第三子名季歷。 季歷的長子就是周文王,名姬昌。 大王當時看到殷商已經快完了,政治太糟糕了,有意革命。 照中國古代的規矩,大王一定是傳位給長子泰伯。 大王就告訴泰伯好好努力,將來可以把殷商腐敗的政治推翻。 但是泰伯依照傳統的觀念,認為殷商的政治儘管敗壞,而周終歸是殷商的諸侯,不應該去推翻它。 對於他父親大王這個思想,在家族中為孝道,不能不聽你親的話;為天下的公道,則礙難聽父親的話;處於兩難之間。 泰伯於思想、見解、學問、道德,沒有不好的地方,卻難於接受大王的想法。


大王看到第三個兒子季歷的長子——就是周文王,認為他將來會有辦法,將來可以統一中國。 所以大王認為,泰伯既然這樣清高——他當然不能說大兒子不對,泰伯是對的,他也欣賞大兒子——只好將位子傳給三子季歷。 古代宗法社會,有長兄在,傳位給小兒子是不可以的。 泰伯處在這種左右為難的狀況中,知道了父親的意思以後,於是自己逃掉了,不願當帝王。 所以後來大王傳位給季歷,季歷死了傳給周文王。 一代一代都是道德的政治。 後來周文王受冤枉坐牢,他並沒有起來革命。 到了武王的時候,才和姜太公起來革命,推翻殷商。 這樣幾代下來,數百年間,周朝的德政已深入人心。 我們古代就講立德立功,後來佛教引用,稱為功德,是功與德聯合起來用。 一個道德行為,使全國的人都受到恩惠——政治上的恩惠、公的恩惠、私的恩惠、加上對社會的功勞,合起來為功德。 周朝就做到了這一步。


但是泰伯歸隱了,逃到南方,就是後來的江蘇。 在古代,這些地方都是蠻荒之地,沒有開發、沒有文化。 所以他一逃就逃到這最野蠻的地方。 後來他的子孫落籍了,就是在南方的吳國。 春秋戰國時吳國,就是他的後代。 最初是武王統一天下以後,才把泰伯這一支宗族清理出來,封為吳國。 在周武王沒有封他以前,泰伯連王侯都不當。 以現代的話來說,為了正義,為了信仰,帝王可以不當,人格不能有損,真理的思想不能動搖,因此走掉。 我們有時說“連皇帝都不想當1那是吹牛,沒有機會而已。給你當也當不好,除非在電影上、電視上,演戲噹噹還可以,真給你上去,不把你嚇昏了,就被你弄壞了,那不行的。泰伯是真的有帝王可做而不為,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孔子思想中最推崇這種人,並不把功名富貴放在第一位;把真理、道德放在第一位。窮死餓死,那是另外的問題,並不在乎。所以孔子最尊重的人是泰伯、伯夷、叔齊等人。這一篇開頭就講泰伯。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這是引用孔子平常講的話,當作這一篇的第一節。 孔子說,如果講人生的道德——公德,政治的道德;私德,個人的道德——像泰伯這個人,隨便公私兩方面的道德、修養都到了最高點。 他三次推讓天下,最後還是逃掉。 後世的老百姓,不曉得歷史上這件事。 這事後來流傳下來,完全靠《左傳》詳細的記載。 而他自己帝王都不要作,當然更不會要一個虛名,讓老百姓去稱道他了。 所以孔子特別尊重他。 這也就是中國後來所講的道家思想(我們前面曾提過,在當時是儒道不分的)。

一個人道德修養,真要做到“君子坦蕩盪”,必須修養到什麼程度呢? 要做到“棄天下如敝屣,薄帝王將相而不為。”把皇帝的位置丟掉像丟掉破鞋子一樣:為了道德,為了自己終身的信仰,人格的建立,皇帝可以不當,出將入相富貴功名可以不要。 孔子所標榜的人格的修養,到了這地步,那自然會真正“坦蕩盪”。 也是前面提到過的,人有所求則不剛。 曾子也說:“求於人者畏於人。”對人有所要求,就會怕人。 如向人借錢,總是畏畏縮縮的。 求是很痛苦的。 所謂“人到無求品自高”。 所以要做到“君子坦蕩盪”,養成“棄天下如敝屣”,然後可以擔當天下大任了。 因為擔當這個職務的時候,並不以個人當帝王將相為榮耀,硬是視為一個重任到了身上來,不能不盡心力。 但隋煬帝另有一種狂妄的說法,他說:“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迫人來。”能說這種狂妄的話,自有他的氣魄。 這是反派的。 到他自己曉得快要失敗了,被困江都的時刻,對著鏡子,拍拍自己的後腦:“好頭顱,誰能砍之?”後來果然被老百姓殺掉了。 這是反面的,不是道德的思想。 但是我們引用他的話,當“誰知富貴迫人來”的時候,能不被富貴所迷惑的就是泰伯。


貴為天子而友布衣

下面是孔子說明人生修養的境界。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這一節我們要深入研究,意義包括很多。 大而言之,就是政治領導哲學;小而言之,是個人的人生修養道理。 恭就是恭敬。 有的人天生就是態度拘謹,對人對事很恭敬;有的人生來就昂頭翹首,蠻不服氣的樣子。 有的長官對這種人的印像很壞,其實大可不必,這種態度,是他的秉賦,他內心並不一定這樣。 所以我們判斷一個人的好壞,不要隨便被外在的態度左右,盡量要客觀。 孔子所說的恭而無禮,這個禮不是指禮貌,是指禮的精神、思想文化的內涵。 所以不要認為態度上恭敬就是道德,如果有恭敬態度而沒有禮的內涵則“勞”。 換句話說,外型禮貌固然重要,如果內在沒有禮的精神,碰到人一味的禮貌,則很辛苦、很不安詳。 “慎而無禮則葸”,有些人做事很謹慎,非常小心。 小心固然好,過分的小心就變成無能、窩囊,什麼都不敢動手了。 我們土話說“樹葉掉下來怕打破頭”,確有這種人。 “勇而無禮則亂”,有些人有勇氣、有衝勁,容易下決心,有事情就乾了,這就是勇。 如果內在沒有好的修養,就容易出亂子,把事情搞壞。 “直而無禮則絞”,有些人個性直率、坦白,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 當長官的或當長輩的,有時候遇到這種人,實在難受,常叫你下不了台。 老實說這種陽性人,心地非常好,很坦誠。 但是學問上要經過磨練、修養,否則就絞,絞得太過分了就斷,誤了事情。 這四點:恭、慎、勇、直,都是人的美德,很好的四種個性。 但必須要經過文化教育來中和它,不得中和就成為偏激了,這四點也成了大毛病,並不一定對。 太恭敬了,變成勞。 我們中國人說:“禮多必詐”,像王莽就很多禮。太謹慎了變成窩囊。 太勇敢了,容易決斷,成為衝動,有時誤了事情。 太直了,有時不但不能成事,反而僨事。 項羽的個性就是太勇太直這兩個反面的缺點。 清代詩人王曇說他“誤讀兵書負項梁”,很有道理。 所以教育文化,非常重要,自己要曉得中和。 懂得了這四點,就是每一個人反省自己個性的標準。


孔子接著說:“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我們中國人講孝道,如果對於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沒有感情,親情不篤,而要他愛天下,愛國家、愛社會,那是空洞的口號,是不可能的。 說他真的有愛心,他連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沒有愛過,怎會愛天下、國家、社會?或者說私事不愛而愛公眾,事實上沒有這回事。 愛天下國家,就是愛父母兄弟的發揮。 所以說篤於親者,不怕人自私愛自己的父母兄弟。 儒家講愛是由近處逐漸向外擴充的,所以先篤於親,然後民興於仁。 從親親之義出發,整個風氣就是仁愛,人人都會相愛。


下面“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故舊有兩個意義。 過去的解釋是老朋友、老前輩。 像古人說的“念舊”,老朋友的交情,始終惦念他,即所謂“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如韓信一飯難忘的故事,他倒楣的時候,餓得不得了,在溪邊吃了一個洗衣服老太婆的飯,匆匆忙忙,沒有問清姓名就走了。 後來他封了王,想找這個老太婆報答,找不到,只好將千金放在水里。 古人就有這個精神。 漢光武當了皇帝以後,找老同學嚴光來敘舊;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要找年輕時和他一起種田的老朋友田興出來,找不到就下令全國找這個人。 田興卻硬不肯出來做官,只是到處在做好事。 後來有人報告,一個縣里,有五隻老虎出來吃人,厲害得很,而有一個人把那五隻老虎都打死了。 朱元璋接到這封公文,知道一定是他的老朋友田興做的好事。 於是找來翰林院的進士們,都是文學修養非常高的,以現在來說,都是研究院中的博士。 朱元璋要他們趕快寫信去把田興找來。 於是翰林先生們之乎者也矣焉哉、孔子曰、孟子曰的,咬文嚼字。 朱元璋看了半天,皺皺眉、搖搖頭,還是自己動手寫。 他寫的是白話,內容大要說:皇帝是皇帝,朱元璋是朱元璋。 你不要以為我做了皇帝就不要老朋友。 你不來,就沒有種。 我們兩兄弟還是好兄弟,我今天不是以皇帝身份找你來。 我們兩兄弟見面,皇帝是皇帝,朱元璋是朱元璋,有種的你過河來吧! 和當年兩個人放牛時,打架對罵的口吻一樣。 田興看了這封信來了,來了但還是不做官,玩了一陣子走了。 這就是說歷史上的念舊。 可是今天的社會,這種事就很少了。 有的人環境好了,看到老朋友,要問貴姓了。 古人說富貴不可驕人,只有貧賤可以驕人。 窮人氣大,我反正窮,不看你就不看你。 這是故舊的第一個觀念。


故舊的另外一個意義就是傳統,故舊不遺就是傳統觀念不要放棄。 如果你要推翻傳統,最好先推翻你自己,因為你是父母生的,祖宗傳統而來的。 沒有父母這個傳統,就傳不下來你這個統,萬事總有個來根。 所以孔子說“故舊不遺”,一個偉大的人物,一定有真感情,可以做英雄,可以做烈士,有真感情才肯犧牲,才付得出來,有這种血氣,“則民不偷。 ”偷是偷巧。 不偷巧,社會風氣就穩了。

孔子這一段為什麼放在《泰伯》下面? 就是講政治哲學的風氣問題,儒家主張的道德政治,個人修養首先在道德的精神。 道德的精神要堅定的思想和真實的感情,才能夠發揮出來。

上面是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是第二篇《為政》的發揮。 接下去看這書上的文字,可見是孔子的門人所記載的。 前面曾提過,在中國古代的習慣,直接的學生稱弟子,再隔一代以後的學生稱門人。 到後來才慢慢混合稱用,凡是學生輩,都稱弟子,也可以稱為門人。


無愧平生事大難

這篇下面差不多都是門人的記載。 下一節是講曾子。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 小子!

這一節最後的“小子”,現在是罵人的——你這個小子——過去的意思就是“年輕人”。 等於現在說的,“你們這些年輕人”,這是他對學生的稱呼。

這一節話,為什麼加在《泰伯》篇裡? 這是顏回死後,傳承孔子道統的曾子,對學問修養的經驗談。 我們在第一篇裡就讀過曾子所提出的,每天以三件事反省自己的學養——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 現在他有病快要死的時候,“召門弟子”,這里門人與弟子連起來用,就是曾子把學生乃至他的徒孫們,叫到前面來,吩咐後事。 他說:“啟予足,啟予手。”根據這六個字,就知道曾子已經病得手腳都麻痺了。


說到這裡,我們要曉得,通常一個人生機的消逝,往往從腳部開始。 試看嬰兒,躺在小床上玩,最早期是用兩腳蹬著玩,手不大動,這時候生命力在腳部,腳就是根。 到了幼兒時期,小孩子是坐不住的,兩隻腳總要跑,因為他生命的活力,在不斷的生長。 到中年以上,漸漸腳不想動,而動手、動腦筋。 年紀再大一點,一坐下,“二郎腿”翹起來了。 再到晚年,“二郎腳”都不翹,最好是身子一仰,靠在椅背上,兩隻腳架到寫字台上去了,因為腳上沒有力氣了。 所以中國以前看相的說,老年人到冬天而腳心還發熱的,是長壽之相,其實是生理上兩腳還有生命的活力。 且看老人,腳活動不靈活,走路吃力,腳已近死亡。 越老下面越僵化,生命力沒有了,最後手也懶得動,只用腦筋。 到了臨死的時候,除了少數的例外,一般正常的情形,是腳先失去知覺。 現在西方正在研究“死亡的科學”,死亡成為了一種專門學問。 這也是受了東方古老文化的影響之一。


所以曾子說“啟予足,啟予手。”因為他的病嚴重到快要死了。 連自己的手腳在哪裡,都不知道,自己不能指揮了。 只有叫學生們,替他把手腳擺擺好。 他這時快要斷氣了,只有用頭腦。 等學生們替他把手腳放端正了,然後他引用《詩經·小雅·小旻篇》的句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意思是作人作一輩子,常常提心吊膽,尤其是注重道德修養的人更難。 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話“蓋棺論定”,一個人好與壞,要在棺材蓋下去的時候才可以作結論。 不過我經常告訴朋友,據我的經驗,世界上有許多事情,蓋棺並不能論定。 我就發現許多人,帶著冤枉進到棺材裡走了。 絕對的好人,行善一生,到進棺材作結論的時候,人們對他的評論並不見得好。 或者做某一件事,在蓋棺的時候覺得他錯了,將來也許又發現他並沒有錯,但已經太晚了。 所以在我的看法,“蓋棺論定”這句話有時候也值得懷疑,有時蓋棺還不能論定。


馮道的故事

我們舉出一個人來做例子,這是講到這裡,順便討論歷史。 在此要特別聲明,馮道這個人,是不能隨便效法的。 現在只是就學理上,作客觀的研究而已。 唐末五代時,中國亂了八十多年當中,這個當皇帝、那個當皇帝,換來換去,非常的亂。 而且都是邊疆民族。 我們現在所稱的邊疆民族,在古代都稱為胡人。 當時,是由外國人來統治中國。 這時有一個人名叫馮道,他活了七十三歲才死。 在五代那樣亂的時候,每一個朝代變動,都要請他去輔政,他成了不倒翁。 後來到了宋朝,歐陽修寫歷史罵他,說中國讀書人的氣節都被他喪盡了。 他曾事四姓、相六帝,所謂“有奶便是娘”,沒有氣節! 看歷史都知道馮道是這樣一個人,也可以說馮道是讀書人中非常混蛋的。


我讀了歷史以後,由人生的經驗,再加以體會,我覺得這個人太奇怪。 如果說太平時代,這個人能夠在政治風浪中屹立不搖,倒還不足為奇。 但是,在那麼一個大變亂的八十餘年中,他能始終不倒,這確實不是個簡單的人物。 第一點,可以想見此人,至少做到不貪污,使人家無法攻擊他;而且其他的品格行為方面,也一定是爐火純青,以致無懈可擊。

古今中外的政治總是非常現實的,政治圈中的是非紛爭也總是不可避免的。 可是當時沒有一個人攻擊他。 如從這一個角度來看他,可太不簡單。 而且最後活到那麼大年紀,自稱“長樂老人”,牛真吹大了。 歷史上只有兩個人敢這麼吹牛,其中一個是當皇帝的——清朝的乾隆皇帝——自稱“十全老人”,做了六十幾年皇帝,活到八十幾歲死,樣樣都好,所以自稱人生已經十全了。 做人臣的只有馮道,自稱“長樂老人”,這個老人真不簡單。 後來儒家罵他喪盡氣節,站在這個角度看,的確是軟骨頭。 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歷史上、社會上,凡是被人攻擊的,歸納起來,不外財、色兩類,馮道這個人大概這兩種毛病都沒有。 他的文字著作非常少,幾乎可以說沒有什麼東西留下來,他的文學好不好不知道。 後來慢慢找,在別的地方找到他幾首詩,其中有幾首很好的,像:


天道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 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 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

偶作

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須知海岳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 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北使還京作

去年今日奉皇華,只為朝廷不為家。 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

龍荒冬往時時雪,兔苑春歸處處花。 上下一行如骨肉,幾人身死掩風沙。


像他“偶作”中的最後兩句,就是說自己只要心地好,站得正,思想行為光明磊落,那麼“狼虎叢中也立身”,就是在一群野獸當中,也可以屹然而立,不怕被野獸吃掉。 我看到這裡,覺得馮道這個人,的確有常人不及之處。 儘管許多人如歐陽修等,批評他誰當皇帝來找他,他都出來。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個人有他的了不起處。 在五代這八十年大亂中,他對於保存文化、保留國家的元氣,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 為了顧全大局,背上千秋不忠的罪名。 由他的著作上看起來,他當時的觀念是:向誰去盡忠? 這些傢伙都是外國人,打到中國來,各個當會兒皇帝,要向他們去盡忠? 那才不干哩! 我是中國人啊! 所以他說“狼虎叢中也立身”,他並沒有把五代時的那些皇帝當皇帝,他對那些皇帝們視如虎狼。 再看他的一生,可以說是清廉、嚴肅、淳厚,度量當然也很寬宏,能夠包涵仇人,能夠感化了仇人。 所以後來我同少數幾個朋友,談到歷史哲學的時候,我說這個人的立身修養,值得注意。 從另外一面看他政治上的態度,作人的態度,並不算壞。 幾十年後文化之所以保存,在我認為他有相當的功勞。 不過在歷史上,他受到沒有氣節的千古罵名。 所以講這一件事,可見人有許多隱情,蓋棺不能論定。 說到這裡,我們要注意,今天我們是關起門來討論學問,可絕不能學馮道。 老實說,後世的人要學馮道也學不到,因為沒有他的學養,也沒有他的氣節。 且看他能包容敵人、感化敵人,可見他幾乎沒有發過脾氣。 有些笨人,一生也沒有脾氣,但那不是修養,是他不敢發脾氣。 馮道能夠在如此大風大浪中站得住,實在是值得研究的。


這是講歷史上比較大的事。 我們看社會上許多小人物,一旦死了,他這一生到底是好人,或者是壞人,我們到殯儀館中去仔細推詳看,也很難斷定。

所以曾子特別提出來,一輩子作人都“戰戰兢兢”。 “戰戰”是發抖的樣子,“兢兢”就是腳都不敢踩實的樣子。 “如臨深淵”,好像站在懸崖邊緣,腳下是萬丈深潭,偶然一不小心,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如履薄冰”,初冬剛結薄冰,或早春要解凍時,走在河面上,要有功夫、有本事,一個疏忽,掉下去就沒命。 作人一輩子,要想修養到死都沒有遺憾,如孟子所說“仰不愧于天,俯不怍於人”,實在是偉大功夫。 人騙人是常事,最妙的是人還都喜歡騙自己。 可是到了自己要死的時候,仍騙不過自己。 要想做到對人內心沒有虧欠,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了。


這三句話是曾子病到手腳都不能動了,然後告訴學生,人生是如此之困難,尤其是利害關頭,能不能為忠臣,能不能為孝子,就在這麼一念。如果怕自己吃虧,就掉下去了。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他說我現在告訴你們,我手腳都失去知覺了,已經死了一半了,到這個地步,我才敢說大話,我不會再犯錯了。 這就證明,學問並不在文章寫得好或知識淵博,而在作人處世的修養,孔門是最注意這一點的。

這裡前後三節是緊密相連的。 也就是曾子有病,快要死的時候,魯國的一個大夫孟敬子來問他。 問什麼問題,書上沒有說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正顏色,斯近信矣。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這個話怎麼講呢? 曾子答复他說,我告訴你,鳥將死的時候,它叫的聲音一定很悲哀,(這是自然界的現象,不但是鳥,所有的動物,將死的時候,叫的聲音都很淒涼。 )人類將死的時候,所講的話,多半是好話。 (要注意,不是完全。像以前有些土匪,被拉去槍斃,臨死的時候,還要講狠話,“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並不是好話。)一個普通人,在快要死的時候,對人生的看法,往往比較冷靜,吩咐的話也多半是善言。 為什麼曾子要把這兩句話說在前面呢? 這就可見曾子的教育態度。 換言之就是他說,我快要死了,你平常不大聽話,我現在最後的話是很誠懇的、很嚴肅的對你說,希望你要注意。 所以曾子把這兩句話說在前面,以加重語氣。 於是曾子告訴他“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這個“道”是儒家的、孔門的人生之道。 就是說人之學道——作學問、受教育有三個重點。 曾子在這裡所講的三個重點,我們的確要注意。


第一點“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就是人的儀態、風度,要從學問修養來慢慢改變自己,並不一定是天生的。 前面說過的“色難”就是這個道理。暴是粗暴,慢是傲慢看不起人,人的這兩種毛病,差不多是天生的。 尤其是慢,人都有自我崇尚的心理,講好聽一點就是自尊心,但過分了就是傲慢。 傲慢的結果就會覺得什麼都是自己對。 這些都是很難改過來的。 經過學問修養的熏陶,粗暴傲慢的氣息,自然化為謙和、安詳的氣質。

第二點“正顏色,斯近信矣。”顏色就是神情。 前面所說的儀態,包括了一舉手、一投足等站姿、坐姿,一切動作所表現的氣質;“顏色”則是對人的態度。 例如同樣答复別人一句話,態度上要誠懇,至少面帶笑容,不要擺出一副冷面孔。 “正顏色,斯近信矣。”講起來容易,做起來可不容易。 社會上幾乎都是討債的面孔。 要想做到一團和氣,就必須內心修養得好,慢慢改變過來。

第三點“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所謂“出辭氣”就是談吐,善於言談。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這是學問修養的自然流露,做到這一步,當然就“遠鄙倍”了。

這是記載孟敬子問曾子,他問的什麼問題不知道,可是曾子答复的話我們看到了。 再從下文連起來看,可知孟敬子所問的,並不是前面曾子所講的這三個問題。 從文章中我們可以猜想得到,孟敬子這位魯國的大夫,一定問他,對於處理國家大事,還有什麼秘訣? 而曾子不管那些,把問題撇開了,只教他作人做事的道理。 因此下面一句話說“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所謂“籩豆”是古代的祭器,用竹製成。 在這句話裡代表了“執政”之事。 古代政治上的朝圭、朝服都有不同的標記,尤其如執法施政的文物,對此更注重。 像以前憲兵的臂章圖案,有人以為是獅子,其實不是獅子,是狴,古代執法的標誌。 相傳古代有這種野獸,非常靈敏,能辨別好人壞人,遇見壞人一定用角去刺,對好人不刺。 這些都是古代的標誌。 曾子在這裡是告訴孟敬子,我只能貢獻你作人處事的修養。 至於你所問的政治司法上的事,不必來問我,自然有管理這些事的人在那裡,你可以去問他們。 後來漢文帝問丞相陳平天下錢穀出入方面的某些問題,陳平對以“有主者”;以及漢宣帝時的“丙吉問牛”都是同一道理。 由此可知孟敬子所問的是籩豆一類的事,而曾子所答复他的,還是在教育他,要他注重作人,從內心基本的道德修養去做。 學問好、德行高以後,不論從政或者做別的事,都能得心應手。 這是一個基本問題,而不是技術問題,有關技術問題可以去問那些專家。


學問深時意氣平

下一節是門人們記載曾子平常所教誨的。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這是曾子提出他同學顏回的美德:“以能問於不能”。 凡是所謂天才、聰明有才具的人,容易犯一個錯誤——慢,就是很自滿,不肯向人請教。而顏回雖然高人一等,卻唯恐自己懂得不多,唯恐自己沒有看清楚,還要向不如自己的人請教一番。 這也是諸葛亮之所以成功的條件,他的名言“集思廣益”,就是善於集中人家的學問思想,增加自己的知識見解。 對自己非常有利益。 這也就是以能問於不能的道理。

但是有才具的人,往往不肯向人請教,尤其是不肯向不如自己的人請教。 儒家標榜虞舜“好察邇言”,所以能為聖人。 雖然淺近的話,但往往能給我們深遠的啟發。 “以多問於寡”的多指知識淵博。 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知識非常淵博。 “問於寡”,就是問於知識不如自己淵博的人。這是一種解釋。


另一種解釋是說從政的人,多半是通才,什麼都懂;而“寡”可以說是專家,他專門研究一點,而這一點並不是學問淵博的人所能夠知道的。 淵博的人知其大概,不能深入;專家則對某一點有深入研究。 所以淵博的人,一定要向專家請教。 “有若無”他學問非常淵博,而在待人處世上表現得很平常,好像什麼都不懂似的。 “實若虛”內涵深厚,表面上看起來卻很空洞,普普通通。 “犯而不校”不如他的人對不起他——下面的人對上面的人不敬為“犯”——從來不計較、不記恨。 這五點看起來很容易,但是如果以自己待人處世的經驗來體會,幾乎每一句話我們都沒有做到。 曾子說,我的朋友顏回,對這五點都做到了。 孔子所讚歎的顏回,他學問的火候優點,在此可見一斑了。


臨大節而不可奪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君子人與? 君子人也。

人的學問修養做到在朋友之間,“可以托六尺之孤”,托妻寄子的,非常非常難,簡直沒有。 歷史上講義氣的人很多,而託孤的人很少。 政治上有名的託孤,是劉備白帝城託孤給諸葛亮。 劉備的兒子劉禪,誰都知道的阿斗。 以前罵笨頭笨腦沒有出息的年輕人,就罵“阿斗”。 劉備在臨死前託孤給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而代之。”這就是劉備。 諸葛亮是很亮,五十支光,劉備大概一百支光,比他更亮。 他這句話可把諸葛亮嚇住了,立即跪下來:“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就是說,你放心吧! 我把這條命賣給你了,不管你兒子可扶不可扶,我一定幫忙到底。 於是“鞠躬盡卒,死而後已”這八個字,等於他自己為自己算了命,就定案了,後來也就真的做到了。 這是從歷史上說大的託孤。 個人的託孤,尤其現在這個社會,假使朋友死了,還能照顧朋友的家庭,尤其照顧朋友孩子的,別人會說“瘋子人與!瘋子人也。”絕不會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現在的社會風氣就這樣的。 但是照中國文化的大義,可以托六尺之孤的人,就“可以寄百里之命”。 “百里”擴而充之也代表了天下。 過去,唐以後所謂百里侯稱縣長;春秋戰國時代的百里,在政治制度上相當於現在的一個剩古代稱縣長為父母官,就是說對於百姓而言,有如父母般的關懷、照顧。 “可以寄百里之命”,就是可以真正成為一個好的地方首長,將地方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都交給這種人負責保障了。 這兩點都很困難。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小事糊塗沒關係,面臨大節當頭時,怎麼都變動不了才行。 歷史上許多忠臣義士,臨大節而不可奪,最有名的如文天祥、陸秀夫,可以說是儒家的光榮人物。 但是研究文天祥的生平,上半生風流放誕,花花公子,他做太守的時候,歌姬如林,一天到晚喝酒聽歌。 可是當國家大難來臨的時候,連與太太兒女們告別的時候都沒有。 尤其難得的是從容就義。 所謂“慷慨捐身易,從容就義難。”而且他從容到什麼程度呢? 元朝的忽必烈,對他十分尊崇、十分重視,硬是空著宰相的位置等了他三年,只要他一點頭,就可以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忽必烈和他談過好幾次,口口聲聲尊稱他文先生,推崇他,要請他出來,他就是不答應。 這樣坐了幾年牢,最後一次和忽必烈談話時,他對忽必烈說,你這樣對我,推崇我,我非常感謝你,也可以說你是我一個知己,既然是知己,那你就要成全我。 忽必烈見他在牢里三年,始終如此,知道實在沒有辦法了,於是答應他說,好吧! 那就明天吧! 文天祥聽了這句話,馬上就跪下來說,謝了! 謝了! 在他三年坐牢的時候,他的一個學生,恐怕他受不了而變節,備辦了三牲祭品,並寫了一篇祭文去生祭他。 文天祥照樣吃了祭品,看了那篇祭文,然後讓人轉告他的學生,要他們放心,他絕不會做對不起宋朝的事情。 他的上半生,吃、喝、玩、樂,什麼都來,可是“臨大節而不可奪”。 所以我們平時看到一些人好像吊兒郎當的,但是不要因此而輕視他們。 看人要看大節。 曾子說,這樣的人是君子吧? 的確是真正的君子了。

由此我們更可以看出孔孟思想所謂的學問,並不是讀死書,不是之乎者也矣焉哉的文言文,同時也不是的呢嗎呀吧的白話文。 儒家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求這一節書上所提的這種人,這也就是真正儒家的學問所在。

怎樣才算知識分子


這幾節都是記載曾子所講的孔門學問的精華,下面等於是兩個小結論。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我國上古文化,兩三千年前的士,有點類似現在的兵役制度,這是上古的政治制度,也是社會制度:每十個青年中,推選一人出來為公家服務的,就是士。 所以士是十字下面加一橫。 被選為士的人,要受政治教育,學習法令規章。 士出來做官,執行任務做公務員,就叫出仕。 所以古代的士,並不是普普通通一個讀書的青年就可以叫士。 士的教育都是政府主辦,一個士要想知道法律政治,須向官方學習。 平民教育是由孔子開始的,不過當時沒有這個名稱。 曾子這裡所講的士,已經不是上古時代的士,而是讀書人知識分子的通稱。 所以他是說一個讀書人有讀書人的風格。 “不可以不弘毅”,“弘”就是弘大,胸襟大,氣度大,眼光大。 “毅”就是剛毅,有決斷,要看得準、拿得穩,對事情處理有見解。 有些人有見解,但請他當主管,卻搞得一塌糊塗,因為他下不了決斷;有人很容易下決心,但眼光不遠,見解有限。 所以把眼光、見解、果斷、決心加起來的“弘毅”,而且中間還要有正氣,立場公正。 他說一個知識分子,要養成弘與毅是基本的條件。 為什麼要養成這兩個基本條件呢? 因為一個知識分子,為國家、為社會挑起了很重的責任。 “任重而道遠”,這個道是領導,也是指道路。 責任擔得重,前面人生的道路、歷史的道路是遙遠的、漫長的。 社會國家許多事,要去挑起來,走這歷史無窮的路。 所以中國過去教育目的,在養成人的弘毅,挑起國家社會的責任。 我們現在的教育,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於是“生活就是教育”,由此一變而成“現實就是教育”了。 換言之,“知識就是鈔票”,學一樣東西,先問學了以後能賺多少錢。 所以我國文化中古代的教育精神,和現在是兩回事,兩者處於矛盾狀況。 當然,這只是一個過渡時期。 在我看來,是要變的,要迴轉過來的。 不過在變、在迴轉過程夾縫中的我們這一代,幾十年來實在很可憐。 但是我們對未來的還是要認識清楚,將來還是要走上這條路,這是教育的基本目的。


下面的話是引伸,一個知識分子,為什麼要對國家社會挑那麼重的責任? 為什麼要為歷史、為人生走那麼遠的路? 因為一個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仁”就是他的責任。 什麼是仁? 愛人、愛社會、愛國家、愛世界、愛天下。 儒家的道統精神所在,親親、仁民、愛物,由個人的愛發展到愛別人、愛世界、乃至愛物、愛一切東西。 西方文化的愛,往往流於狹義;仁則是廣義的愛。 所以知識分子,以救世救人作為自己的責任,這擔子是挑得非常重的。 那麼,這個責任,在人生的路途上,歷史的道路上,要挑到什麼時候? 有沒有得退休呢? 這是沒有退休的時候,一直到死為止。 所以這個路途是非常遙遠的。 當然,要挑起這樣重的擔子,走這樣遠的路,就必須要養成偉大的胸襟、恢宏的氣魄和真正的決心、果敢的決斷、深遠的眼光,以及正確的見解等形成的“弘”、“毅”兩個條件。

上面幾節連起來,是用曾子所講的學問修養,來說明孔門所傳學問的道理、方法與目的。 下面又是文章的另一波瀾起伏。


文章自己的好

說到寫文章,我曾和年輕的同學們談到,為什麼寫不好文章:一開頭面對稿紙,已經害怕了一半,手裡拿起筆又害怕了一半。 筆和稿紙齊全了,卻一個字都寫不出來。 原因是在自己心裡老想“我現在寫文章了”,那就寫不好。 其實寫文章沒有什麼道理,拿到紙筆先不要當作自己寫文章,當自己放屁好了,愛放什麼儘管放,想到就寫。 完稿以後,放下筆,自己再看,對與不對再作修正。 就像房屋中的家具一樣,椅子放得不對,把它搬一搬,桌子的位置不好,搬一搬,幾次一搬就對頭了。 各個都會寫文章,大家都說怕寫文章,或說你的文章好,我的文章不好。 寫不好文章,都是自己把自己嚇壞的,沒有自信,也就是不弘毅,這也要有點傲氣,你的文章有你的味道,我的文章有我的味道,我不好有不好的味道,也是文章,不能說不是文章。 一定要養成自己這種弘毅的氣派,多寫幾回就成了,有什麼難處? 尤其現在寫白話文章,更好寫了。 至於說要成為一個文學家,那是另外一回事。 平心而論這要有天才,和藝術家一樣。 不會畫畫的,哭也哭不出一張畫來。 叫我畫人物,鼻子會像大蒜,眼睛會成鳳梨。 但是畫家隨便一塗,就對。 這是天才。

現在我們看到這篇文章,孔門弟子的編排,要來個波瀾起伏了。 上面講了一大篇高潮,用曾子的話來說明孔門學問。 接著下面是一段平路了。 老是高潮上去,像演戲,也演不下去的。 下面是引用孔子的話。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這是孔門教育,作學問的內容。 第一個是興於詩,強調詩的教育之重要。 興於詩的興念去聲,讀如興趣的興。 所興的是人的情感,人都有情感,如果壓抑在內心,要變成病態心理,所以一定要發揮。 情感最好的發揮,是透過藝術與文學,詩即其一。 古代所謂的詩,就包括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等。 古代詩與音樂是不可分的,而且詩也就是文學的藝術。 所以孔子說人的基本修養,要會詩。 關於這一點我常想到,從事嚴肅工作的,如政治的、經濟的,乃至於作醫生的人要注意。 我常常勸一些醫生朋友學畫,一個真正的名醫,生活好可憐。 我認為醫生的太太都很偉大,醫生幾乎沒有私生活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忙到晚,一天與上百病人接觸,每個人都愁眉苦臉的,一直下去,自己都要病了,尤其精神科的醫生為然。 我對一位精神科的醫生開玩笑說:“你也差不多了。”有一位榮民總醫院的精神科醫生說:“你這話是對的。我當年做學生學這科時,那位教我們的老師,看起來就像精神病的樣子。精神科醫生病人看多了,自然就變成精神病似的。”有人說官僚氣,我說這沒有什麼希奇,官做久了就自然是那個樣子,習慣了;醫生就是醫生氣,見到朋友說人血壓高了;商人一定市儈氣。 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這都是現代心理學上所說的職業玻某一行幹久了,看人看事的觀點,都慣於從這一角度出發。 所以凡從事嚴肅工作的人都要注意,過去這種生活上的調劑就靠詩,以藝術的修養作調劑。 所以過去的官做得大,文集也留得多,詩也作得多,這絕不是他故意這麼做,而是閒下來,有許多感情無法發揮,只好寄託在這上面。 所以孔子說“興於詩”。 例如王安石的詩與政治生活,幾乎成為兩種完全不同的風格。


但學藝術、學文學久了的人,有一毛病,就是所謂“文人無行”。 一般說來,認為真正純粹的文人,品行都不大好,吊兒郎當,恃才傲物,看不起人。 還有一個最大的毛病,千古以來,文人相輕,文章都是自己的好,看人家的文章看不上。 以前有一個笑話,說有人作詩一首吹道:“天下文章在三江,三江文章唯我鄉,我鄉文章數舍弟,舍弟跟我學文章。”說來轉去,轉了一個大彎,最後還是自己文章好。 所以中和藝術的修養,就要“立於禮”。 我們一般人將學者文人連起來,事實上學者是學者,學術專家是學者;文人是文章寫得好,不一定是學者。 有些人文章寫得好,如果和他討論某一學問思想,如談經濟學、心理學等等,他就不懂了。 曾經有一次,各種專家學者和某大文豪在一起閒談,那位大文豪聽得不大耐煩,就問科學家說:“你說電腦好,電腦會不會作詩?”使在坐無人答話。 當然那位科學家也不好怎麼答,我出來代他答了,我說電腦也可以作詩,不過作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一二三四五,東西南北中”,也未必不是詩。 抗戰期間的汽車常拋錨,就有人改了古人一首詩加以描寫道:“一去二三里,拋錨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那也是詩,一個文人,光是文章好,沒有哲學修養,不懂科學,毛病就大了。 所以光“興於詩”還不行,要“立於禮”,立腳點要站在“禮”上,這個“禮”就是《禮記》的精神,包括了哲學的思想與科學的精神。 “成於樂”,最後的完成在樂。 古代孔子修訂的《樂經》,沒有傳下來,失傳了。 《樂經》大致是發揮康樂的精神,也就是整個民生育樂的境界。


愚民政策

講了孔子教育的方法、目標與內容以後,下面所說的一節,是另一個問題了。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五四運動”的時候,他們打倒孔家店,這句話也是孔子的“罪狀”之一。 照字面上講,“民”就是一般人,老百姓。 “可使由之”,叫他做就是了。等於軍隊下命令,目標正前方,距離若干,限幾分鐘到達。 只下命令叫他去。 “不可使知之”,不可以叫他知道理由,絕對的服從。 到了民國以來,“五四運動”前後,有好幾個人改這兩句話。 康有為、梁啟超他們說,孔子絕對民主,古人對這兩句書,圈點句讀錯了,應該是“民可使,由之。”老百姓各個知識都高了,可以公開選擇投票,給他們政治自由。 “不可使,知之。”老百姓還沒有到達水準,“知之”,教育他,訓練他,先使他知。 改得好像是非常好。


但又有人不同意,說康、樑的句讀也錯了,應該是“民可,使由之。”看看這個社會、老百姓可以民主了,給他民主。 “不可,使知之。”看看老百姓還不可以民主的時候,“使知之”,要教育他。 但不管他們怎樣圈點,反正都是好心幫我們孔夫子的忙,都是主張孔子是絕對民主,不要打倒孔家店,不必要亂批評。 但在我個人,早年也認為他們這樣圈來圈去有道理。 現在老了,有時腦子很頑固,認為不必要另外圈點,就是原來那個樣子。 事實上對於一般人,有時候只可以要他去做,無法教他知道所以這麼做的原因,這是我根據幾十年的經驗來的。 到今天為止,我是這樣的看法,也許明天更聰明一點,再改變也說不定。 不過到今天為止,據我所了解,有些人如果要他去做事,先把一切計劃理由告訴他,他去做起來一定很糟糕。 好像帶部隊,下命令,三百公尺,限五十秒跑到,跑得到有獎,跑不到處罰。 結果跑到了,獎賞他就是了,他一定非常高興。 假如先告訴他理由,什麼政治學,什麼心理學、什麼學什麼學的,結果他跑到半路上研究起心理學、政治學來了,目標達不到了。 據此迴轉來一想,孔子的話絕對的對,並不是一般人所說的愚民政策。 事實上有些人的頭腦、程度、才具只能夠聽命於人,當然有些人是天生的領導人才。 曾有兩位同盟會的老先生告訴我,國父孫總理很會說笑話,有一次在上海,大家坐下來談天,他問大家能夠做些什麼? 大家說了後,回過來問他。 總理說,我想了半天,除了當領導以外,一無所能。 這個話聽來蠻妙的,實際上是老實話。 大家仔細一想,總理這句話絕對是對的,他就是天生的領袖人才,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 相反的,有些人就是天生聽命於人的,能成為非常好的干部。 這種人如果去做領導人,下命令,一定做不好。 碰到這樣的人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另外,我還有一個體會,天下的事業,都是渾小子闖出來的。 到年紀大懂得多了,經驗豐富,別說去創業,趕公共汽車都怕被汽車碾了。 懂是懂得多,可什麼都做不成。 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也是一句名言,不必去另外圈點了。


社會動亂之源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孔子說“好勇”,動不動愛打架,衝動。 以國家而言,如過去有許多軍閥好戰,那是好勇。 “疾貧”,討厭貧窮,受不了貧窮的苦。 這兩點就是社會動亂的根源。 也可以連起來說,一個社會到了貧窮的時候,人就不要命,好勇了,是亂源。 以社會的觀點來看歷史,一個時代好動亂,一定是在社會貧窮、經濟衰落的時候,這就是所謂的“飢寒起盜心”。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社會教育沒落,道德衰微,所有的人,心中沒有愛人的心,大家自私,對失敗、失足的人沒有同情心,不能包容,這是社會的大病態,時積日久,時代就亂了。 如果研究社會、政治演變的歷史,都逃不出孔子這兩句話的範圍。 一個普通人,要叫他只顧精神的修養,不受物質上貧困的影響,發揮出堅強崇高的人格,這是做不到的。 可以如此要求少數人,不能要求一般的人。 所以一到了整個社會貧窮,再加上教育的堤防崩潰,動輒好勇,這樣的社會,非變亂不可。 到了“人而不仁”,以殺人、以消滅別人為樂,這就是社會很深的病態了。 有時以政治、宗教、社會、哲學的觀點來看,好殺人的人,是一種心理變態。 如研究軍事思想史時,同時也要研究許多人性。 如在現代史料中,有許多人研究希特勒,他就有性心理變態,這些都是亂源。


知人於微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上面講了許多孔門教育的大原則。 這裡提出來,孔子對於個人教育的觀點。 也是銜接上文之“疾之已甚”的註解。

已好幾次提過才、德、學三者都周全具備的人並不多。 以前政治上有個大秘密,歷史上聰明的帝王,喜歡用貪而能者。 即使明知其品德不大好而才高的,派出來做官,有時還睜隻眼閉隻眼,上面不大管,但這種人真能替國家社會做好事。 有的人非常廉潔,品格非常好,學問也好,可是笨得要死,不能做事。 那就派到翰林院去,地位高高的,可是搞了半天,在那裡喝西北風。 再舉一個例子:宋太祖趙匡胤平定天下,當了皇帝以後,有一個年輕時的同學趙普,他自己說沒有讀過多少書,後來當了宰相,自稱以半部《論語》治天下。 他抽屜裡放的也是《論語》,有政治問題解決不了,就翻翻《論語》,好像現在信宗教的人查經一樣。


宋太祖喜歡晚上穿了便衣到大臣的家中走走,因為以前與趙普的家人都認識,所以尤其喜歡到他家中。 有一個冬天下大雪的晚上,趙普夫妻倆以為這樣冷的天氣,大概皇帝不會來,不料後來有人敲門,皇帝還是來了。 這一下可把趙普夫婦嚇壞了,因為當時南方還沒有平定,當天下午進貢送來一批東西,他還沒有向上報,趕快跪下來接駕,奏明原因。 宋太祖安慰他說沒有關係,公事明天早上再說。 他仍在客廳轉來轉去。 突然看見貢品中有一個大瓶子,上面寫好送趙普的,宋太祖大感希奇,打開來看看,連趙普在內誰也沒料到裡面都是瓜子金。 趙普夫婦嚇死了,立刻又跪下來奏明實在還沒有仔細看過,並不知道是黃金。 宋太祖說:“你身為一個宰相,別人不知道,以為天下事決定在你書生之手。外邦既要送你這麼一點東西,算得了什麼?你收了,照收不誤1不論宋太祖的動機是什麼,都是了不起的。但另外一個人曹彬,原來與趙匡胤是同僚,也是好朋友,他是五代時周朝的外戚。趙匡胤常常約他去喝酒,他卻堅持不肯,始終中立不倚,守住崗位。後來趙匡胤當了皇帝,認為他人品好,和趙普一樣重用。有人在趙匡胤面前打這人的小報告都打不進去,這就是趙匡胤識人於微的地方。


這些故事,就是說才德俱全的人,就是國家的大臣,是社會上了不起的人物。 現在孔子也是說到才與德不能相配合的問題。 中國文化經過周公整理集中起來,孔子不過繼承他的道統。 周公從事政治,做國家的首相,有名的“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就是他的典故。 洗一次頭,三次握起頭髮來;吃一餐飯,三次把飯吐出來,去接見客人,處理公事。 一國的首相,內政、外交都要他辦,所有來見他的人,又從不拒絕,是如此的忙。 不只是忙,他對於下面的人,所有的事務,如此盡心,如此好的態度,這就是周公的才能與美德。 如果真具有周公的才能與美德,但驕傲看不起人,慳吝得連同情包容都不肯付出,又捨不得花錢,捨不得幫忙別人,勉勵別人,捨不得給人家一紙獎狀的話,那也免談了,他做出來的成績,一定沒有什麼可看的了。 這也就是說,一個人有了才能而且很努力,還要修養弘毅的胸襟,深厚的美德,要不驕不吝。 不驕傲就是謙虛,不慳吝就是同情、包容和氣魄。


求學的目的為什麼

下面開始是第二篇的呼應,也就是為政之道的發揮,與學問修養達到外用的一個重點。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谷,不易得也。

這是當時孔子的感嘆。 一般人跟他求學的目的,不是為了本身學問,而是為了職業。 跟著他求學三年,所為的只是“谷”,也就是“俸祿”。 俸和祿是兩回事,前面“子張學乾祿”中也曾講過,“俸,是薪俸,就是現在的薪水,以官位的高低,發給相當的代價,“祿”,則等於現在的實物配給,不過制度不同。如前清,一個學生“十年窗下無人問”,為什麼要苦苦急於考取功名?中秀才是第一步最起碼的功名,考中了就有祿,得到實物配給,可以維持生活。這是功名的方面,不問官位。假使有功名再去做官,“俸”與“祿”加起來,數字就相當可觀了。孔子當時這個“谷”字就代表了功名和利祿。他說來我這裡求學的學生,目的都在找職業,假使求學三年而目的不在找職業,為學問而學問的人,實在是太難得了。孔子距現在兩千多年,可見古今中外,求學的目的,都為了待遇,講好聽一點,為了前程。


提到教育問題,感慨很多,很多人說現在的教育成了問題。 我說中國的教育,三千年來都是問題,也可以說世界上人類的教育問題,本來就存在。 為什麼呢? 三千年來的觀念都是重男輕女,為什麼重男輕女? 男孩將來長大可以光耀門楣,光宗耀祖,因此就望子成龍。 而古代望子成龍最好的出路是讀書,古人於是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是我們幾千年來的傳統。 當然現在不同了,這副對聯要改作:“萬般皆上品,唯有讀書低。”這是我個人觀察現代化社會的感受。 過去“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因為所有職業,以做官這個職業最好。 “十年窗下無人問,一旦成名天下知。”讀書可以做官,做官可以發財,一連串來的,幾千年都是這個觀念。 包括我們大家在內,當年在家開始讀書,有沒有這種觀念作祟? 在我個人反省,不能說沒有。 如果嚴格講學問的道理,有了這種觀念的成分,就很不純潔了。 到現在,因為西方文化一來,教育制度變了,教育的精神、方法都在變,變了以後如何? 看了幾十年的情形,據我了解,與以前並沒有兩樣,不過換了一個名稱。 “生活即教育”,教育就是為了生活,這和我們所講過去的觀念,沒有兩樣。


所以現在大專聯考選科系,最好考上醫科,將來當醫生,不求人。 因此教育的目的一直是為了生活,由生活的觀念一變,就是為了賺錢。 除此以外,說是自己真正為了學問而學問,為了求真理而求學問的,實在很少。 並不是每個時代絕對沒有這種人,而是太少,這種人往往能影響整個時代的,東西方都是如此。 試看每個時代的動亂,他真正的原動力是思想。 而改變時代思想的人,往往當時默默無聞,乃至窮死、餓死,可是後來他的思想卻影響了整個時代。 例如因滿清入關而引發的民族觀念,是受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李二曲幾個人的思想所影響。 一直發展下來,也就形成了現代的民族思想。 在西方文化中,影響本世紀最大的馬克思,還不是窮死餓死的。 當時他也沒想到自己的思想,竟會影響了整個世界。 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出思想問題的嚴重性了。 像孔子也是一個例子,在生那麼可憐,死後影響千秋萬代,沒有空間的範圍,也沒有時間的界限,這就是真正的學問。 可是一個讀書人開始唸書時,說是立志為這種學問而學問的,那就太少了。 孔子當年已有這個感嘆,更何況現在? 我們要了解思想的道理,就要從這個角度去體會、去研究。


入山唯恐不深的隱士

下一節孔子接著講學問的道理與個人的修養。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這個觀念要配合《禮記》的《學記》和《儒行》兩篇書來研究。 《學記》就是講學問的目的是什麼,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精神。 《儒行》是說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怎樣訓練自己,成為自己的人格。 人有很多種型態,形成各種不同的“人格”,並不要求各個一律。 可是哪一種個性,適合哪一種學問,要怎樣培養自己,都有一個標準。

現在孔子所講的這一節,也等於《禮記》中《學記》和《儒行》兩篇所講的個人問題。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就是一個思想、一個信仰的問題。 服從真理,要絕對篤信,還要好學。 真理是不變的,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不受區域環境的影響,也不受物質環境的影響。 所謂“守死善道”就是守住這個信仰、這個主義,“善道”就是最好的道路,最好的思想原則。 下面說到個人有了守死善道的抱負,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這並不是滑頭,而是保持文化的精神。 危亂的時候,要有出世的修養,危險的地方不要去,因為這個地方的思想一定有問題,最好不去。 動亂中的社會,不可以停留。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這兩句話是中國人的隱士思想。 說到這裡,有個值得討論的大問題。


中國的歷史文化,素來認為儒家、道家是分途的,絕對不能合流。 道家多半趨向於當隱士。 說到隱士,問題就大得很。 假使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就會感覺到一件事很古怪:學問越高,道德越高的人,多半是退隱了,不願出名,乃至於最後隱姓埋名,連自己的真姓名都不要了。 我們都知道張良的老師是黃石公,而黃石公只是一個代號,究竟是誰? 沒有人知道。 因為他連姓名都不要了,對名利更看得毫無道理。 可是這一類隱士思想,在中國古代,自上古以來,一直存在。 這是道家走的路子。 孔孟以後的儒家,則絕對反對隱士思想,而講究用世之道,所謂學以致用。 學問那麼好,對社會國家要有貢獻,認為退下來做隱士是不對的,這是後世的儒家思想。 而後世儒家這種思想的依據,多半是提出孔孟的思想來反對隱士。 事實上最能影響歷代政治的,是隱士的思想。 如果以西洋文化的政治思想來說,中國的隱士思想有點像所謂“不同意”的主張,但並不是“不合作”,“不合作”又是另外一個觀念。 西方文化現在還保留這一思想形態,如民主社會的投票,不投同意票,也沒有投反對票,可就是不同意的意思,先保持自己的立場,這還只是勉強的比喻,可是中國歷代政治受隱士思想影響非常巨大。


歷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漢高祖時代的商山四皓。 所謂皓是頭髮都白了的老頭子。 從秦始皇時候就當隱士不出來的四個老頭子,學問很好,名氣很大,道德很高,可是不出來。 到了漢高祖的時候,年紀很大,鬚髮都白了,被尊為四老。 漢高祖當了皇帝,請他們出來,他們認為漢高祖不會禮賢下士。 因為漢高祖好謾罵,喜歡開口說粗話,他還沒有得天下以前,對跟著他的那些知識分子,看見他們就討厭,把人家的博士帽子拿來當便器。 陸賈勸他要尊重讀書人,他說:“乃翁天下馬上得之。”照現代的白話:“老子的天下是打來的,你們嚕囌什麼?”後來天下太平了,知識分子出來替他擺佈了一下,他才尊重讀書人。 這也是陸賈告訴他:“乃翁天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的善意結果。 漢高祖是絕頂聰明的,他問該怎麼辦? 告訴他要建立制度等。 制度建立以後,第一次上朝,他坐在上面當皇帝,這個味道很好,這時才認為讀書人有道理。 於是禮請商山四皓出山,他們不答應。 後來他要立太子傳位時,宮廷中發生了一個大問題,漢高祖幾乎要把呂后所生的孝惠帝——當時的太子——廢掉,改立他所喜歡的戚姬所生的兒子——如意為太子。

呂后問計於張良。 張良就告訴呂后,只要孝惠帝——當時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請來,漢高祖就不敢廢太子了。 呂后果然教孝惠帝以卑辭厚禮把商山四皓請來為上賓。 漢高祖見到這情形,就告訴戚姬,太子黨羽已成,連自己請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請來了,改立如意為太子的事免談了。 這就看到政體問題、社會的思想問題,為什麼學說思想對政治發生如此的影響,同時也說明了隱士的重要。


隱士們後來到魏晉被稱為高士。 有一本書名《高士傳》。 高士即高尚之士,學問很好,才幹也高,也許出來可為治國的大才,可是一輩子絕不出來做事。 當然,不出來也有好處,否則出來萬一做不好,這一輩子英名也沒有了。 越不出來越高,有人一輩子做“高士”。 到了宋朝則稱“處士”。 當然,有的處士是怕考試考不取,故意當處士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貴,因此名氣越來越大。 有時候皇帝特別起用,不經考試還可以做做官。當然真的處士還是有,宋代有這樣一位處士名叫楊璞,宋真宗請他,他不出來,後來硬是下命令給地方官,用各種方法,軟硬兼施逼他出來了。到了京師,真宗對他很客氣。 問他說,先生一路來,一定有很多人送行,其中有好的詩吧! 他說只有我的老伴送了我一首詩。 真宗說,夫人的詩一定很好。 於是要他念出那首詩:“更勿落魄耽杯酒,切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真宗聽了哈哈大笑,留他在京里玩了幾天,就送他回去。 他和同時的種放一樣,都是真正的處士,硬不想出來。

另外像唐朝武則天時的盧藏用,因終南山地近京師,倡言隱居,結果被徵召入朝為官,這又是處士的另一種手段了。 所以後來成語所說的“終南捷徑”就是指這麼回事。 陸放翁曾有一首是批評也是稱揚隱士的詩:“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不須更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


後世儒家認為這些“不同意”主義的隱士、高士、處士們,很可惡,不應該。 而認為有學問的人們應該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為什麼一輩子作學問不肯出來? 他們就說孔子是罵隱士的。 在後面的《論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碰到好幾個當時的隱士,都挨了罵。 那麼孔子挨了罵後怎麼講呢? 下論中就講了很多。 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後世的儒家就引用這句話,解釋為孔子不同意這些人,罵他們是鳥獸。 這個話解釋錯了。實際上孔子的思想,對隱士非常崇敬。 所不同的是孔子的聖人胸懷,對於社會國家,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雖然知道挽救不了,可是他硬要挽救,做了多少算多少。 孔子所以為聖,就在這裡。 明知道這個人救不起來,我盡我的心力去救他,救得了多少算多少,這是孔子之聖。 隱士們的道家思想,則救不起來就不救。 這時中國思想的兩大主流。 道家對時代思想的潮流,視之如山洪的暴發,擋是擋不住的,一定要去擋就是傻子,必定被沖走。 如要挽救的話,就估計山洪的力量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衰微下去,先到那衰微處的下游,稍稍一引導,就引進了河川渠圳。 儒家的思想則不然,對於時代的趨勢,也視如山洪暴發,擋是擋不住,但是要跟著這股山洪旁邊跑,在沿途看到洪流中的人,救一個算一個,一直到某一有利的形勢,將洪水導入河川渠圳。 這兩種思想都對。 孔子認為道家走隱士路線,站到下游去等待也沒錯。 所以他講“鳥獸不可與同群”,這句話仔細一研究,孔子是讚成的,並不是反對。 鳥類是高飛的,要高飛的就高飛去吧! 野獸是生活在山林裡的,自然就在山林過他們的生活。 而我是人,既不能高飛,也不想入山林,我就做點人世間的事情吧!


秀才未必知天下事

說了半天,就是解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可見孔子還是讚成隱士思想。 他說如果真有救人救世的本事,而當前的機會不屬於我的,你也沒辦法去救,那麼先要保護自己,充實自己。 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但在下面“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是進一步告訴我們,如果社會漸漸上了軌道,有才能的應該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倘仍無法貢獻,還處在貧賤中,那就是身為知識分子讀書人的恥辱。 如果在一個動亂,不上軌道的社會中,安享富貴,或是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不正當的途徑取來的,這也是不對的,可恥的。

跟著這幾句,便又說出真當“隱士”的客觀態度。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這句話問題又來了。

一個知識分子,如果不是身居官職,最好不要隨便談論批評政事。 真當隱士的更須要有如此的胸襟。 這幾句話,我們要常注意。 現在順便告訴大家一些有趣的經驗。 我不是學者文人,但常與學者文人接觸。 學者文人最喜歡談政治,而且他們對現實的政治,幾乎沒有滿意過的,尤其學自然科學的學者,更喜歡談政治。 我的結論是越外行的越喜歡談內行話。 不知大家的經驗如何?


據我所知,文人更喜歡談戰爭,開口就是應該打。 他們可不知道打仗的難處,自己又沒有打過仗,也不知道怎麼打。 等於有人在街上看到別人打架,自己在旁邊吆喝著大聲喊打,可是叫他自己來,只要一揚拳頭,他就先跑了。 這就是歷代文人的談戰爭。 知識分子喜歡談軍事、談政治,大多數絕對外行。 所以我常引用孔子這句話對他們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們答道:“這有什麼難?”我說:“你我知不知道基辛格此時此刻看的什麼公文?說的什麼話?你我所知道的情報、資料,都是從報上看來的,並不是第一手資料,可靠性大有問題。就算是可靠的,在報紙上發表出來的,還是有限,不知道還有多少不能發表的,而且和此刻的現況,又相隔很遙遠了。像這樣如何可以去談政治?而且政治絕對要靠經驗,不是光憑理論的。你說某某不行,你自己來試試看,毫無經驗的話,不到三個月就完了。所以孔子說的這句話非常有道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在那個位置上,不能真知道它的內容。以很具體的事實來說,榮民總醫院某手術室,此時在為某一病人的某一病開刀,你我能知道嗎?即使自己親人進手術室接受治療,而我們被關在門外,他在裡面危險到什麼程度,我們不知道,只隔薄薄的一扇門就不知道。所以'謀其政'不是想像中的簡單,要在那個位置上才能執其政、謀其政。”

很不幸的,孔子的這句話常常被人用來做滑頭話,作推託詞。 甚至,有些人看見別人用這句話作擋箭牌,都誤認為是跟孔子學滑頭。 所以打倒孔家店的人,也把這句話列為“罪狀”之一,把罪過弄到孔子身上了。 事實上這句話是告訴我們,學以致用,真正的學問,要和作人做事配合。他也是告誡學生們,對一件事,有一點還不了解,還無法判斷時,不要隨便下斷語,不要隨便批評,因為真正了解內情,太不容易了。


文化復興運動

子曰:師摯之始,關雄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這裡講到文化的重整,等於我們現在講文化的複興。 孔子周遊列國以後,回到魯國,開始整理文化。 因為時代的盛衰演變中,文化永遠是走在最前面,周代王朝的衰亂已經很嚴重了,所以孔子急於從事文化的複興來力挽狂瀾。 他先從禮樂入手,《詩經》也可以說是樂的一種。 《關雎》為詩經的第一篇,“關雎之亂”的“亂”字,古代和現代的意義有所不同,千萬注意。 古代這個“亂”字含有“亂”的反面意義在內,就是“治”的意思——秦漢以上的書,會這樣用,唐以後大多都不會這樣用。 比如“毒”字,在秦漢以前,有治療、痊癒的意思,譬如有人砍了我們一刀,是傷害;而我們手上或腳上生了瘡,醫生鋸下我們一條手臂或一條腿,就不算傷害,反要感謝他的治療,就是這個道理。 因為古代文字少的時候,就有許多字義是藉用的。

“師摯之始”,師摯是當時管理魯國文化的大樂師——不是樂隊的大樂師,勉強說,相當於文化局長,但不只是一個做官的,他本身是個專才。孔子這裡說,魯國文化經過整理,新舊文化交流以後,非常悠美。 可是跟著而來的,下面孔子又講到文化思想,又提出他的感嘆了。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願,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孔子感嘆當時的社會,一般人的思想與個人的修養,犯了三個大毛玻這三個大毛病,不止是孔子當時的社會如此,在我們看來,每個時代,每個社會都有,尤其現在看來,格外同意孔子的這三句話。 許多人“狂而不直”,“狂”本來不是壞事,孔子也欣賞狂狷之士,雖然還不夠標準,但是不可能要求每一個人都成為君子,都成為聖人。 因此退而求其次,至少是狂、是狷,還有可取之處。 “狂”就是豪邁慷慨,心地坦然,交朋友,不對就是不對,說了他,他並不恨你,這類的典型為狂。 “狷”,毫不苟取,不義之財一點都不要,不合理的事情絕不做,很保守,個性獨立而很有道德修養為狷。 孔子認為假使沒有君子之人,那麼狂與狷這兩種也不錯。


有一個朋友,在大陸曾當過省府委員、廳長一類的職務,他狷介得使人有點怕他。 就如我和他坐公共汽車,我替他付了一張公車票,他一定要想辦法下一次替我付回一張。 這種人非常可愛,一毫不苟取,一毫不苟與。 還有一個朋友,抗戰時在某單位工作的廖先生,學問好,道德也好,我非常敬重他。 一九四九、五○年,我到了台北,有一次和他約會,他坐汽車到衡陽街和我見了面以後,就下車,和我坐一輛三輪車走。 照他的習慣是走路的,坐三輪車還是依我的習慣。 所以換車,是因為他到衡陽街是公事,和我見面後的活動是私事,就把公家的汽車放回去。 他這種不苟取不苟與的精神,我非常佩服。 勝利以後,他奉命到上海接觸金融界,很多金融界的巨頭都在座,而他穿一套舊中山裝,像個鄉巴佬一樣到場,大家都不認識他。 他晚年信佛,住在觀音山的戴公祠。 廖先生臨死的時候,好像預先知道,早幾天就約一些好朋友當天去吃飯。 飯後洗好澡,穿好衣服,邀朋友們一起和他念佛。 念著念著他不念了,不動了,就這樣去了。 這是很妙的。 這位朋友,的確做到了狷介,做官幾十年,就如此清白。 像廖先生臨死時的從容自在,真可算“仰不愧于天,俯不作於人。”一點沒有牽掛,很坦然,而且早一個星期就知道。 所以道德修養與生死來去,都有關係,“狂而不直”,有許多人狂,豪邁得很。 但是假狂的人很多,內心不正直,歪曲心腸,這是一個大毛玻“侗而不願”,看起來笨笨的,好像是很厚道的樣子,但一個人貌似忠厚,而心裡鬼主意蠻多,並不是真正的厚道。 “倥倥而不信”,有許多人自己是空空洞洞的,卻不相信人家,也不相信自己,只是空空洞洞,莫名其妙的作一輩子人。 “吾不知之矣”,孔子說有這三種人,我不知道這個社會將變成什麼樣子。 這三句話,也就是孔子當時看時代在變亂中,多半是這一類的人:狂而不能直,老實相而內心並不厚道;再加上非常淺薄,淺薄到沒有內容,還不相信別人,也不相信自己,又不好好求學。 因此孔子很感嘆。 事實上一個亂離的社會,這都是必然的現象。 我們今天處於這個時代,看到一些人物,也有孔子同樣的感嘆:“吾不知之矣1這句話很幽默,意思是說實在不知道這部歷史將變成什麼樣子。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這是以正面言論結束上面的話。 孔子說真正為學問而學問,永遠覺得自己還不充實,還要改進。 這句話後來演變成曾國藩他們經常引用的:“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學問有個很簡單的原則,停留下來,就是在時代潮流中退下去了。 所以不是進步,就是退步,沒有停留在中間的。 這個觀念就是從孔子這句話來的。 “學如不及”,求學問要隨時感覺到不充實。 以這樣努力的精神,還怕原有的學問修養會退失。 如果沒有這樣的心情,懂了一點就心滿意足,結果就是退步。 大家要特別注意。 尤其中年以上的朋友,對這句話更須要反剩有時我們看到許多中年以上的朋友,學問事業成就了,往往自認為什麼都對了。 事實上如不再加努力,就要落伍被淘汰了。 思想也好,學識也好,一切都要被時代所淘汰。 假如有所成就,而始終好學不倦,這才叫學問,才不會被淘汰。 我看到幾位中年朋友,的確是值得佩服。 家裡藏書非常多。 他們的年齡,都快到六十歲了,每天公事非常忙,夜間讀書每每到兩三點鐘才睡。 因此他們的學識、能力,不斷在進步。 所以這一點習慣一定要養成。 依我個人的經驗來說,讀書的習慣養成了,要無書不讀,甚至壞的一面也要懂,懂了不跟他走,那才是真本事。


三代之治

孔子說了孔門學問中個人的修養,和作人做事的大原則以後,接著是評論中國歷史哲學的一個標準。 儒家在歷史上特別推崇堯、舜、禹三代。

子曰:巍巍乎!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乎”三個字,大家都知道是崇高、偉大的意思,用白話可以寫到幾十個字的句子,古人三個字就形容出來了,甚而可以只用一個“偽字,就表達出來了。這不去管他。孔子說堯傳位給舜、舜傳位給禹,這三代是著名的“公天下”。這種帝王位置的傳替叫做“禪讓”,禹以後變為“家天下”,但並不是禹的本意,因為禹所傳的人,沒有找對,後來才又找到禹的兒子繼承下來,這才變成家天下。大家要研究“公天下”的道理,千萬要注意前面提到的《伯夷列傳》。這篇書很難讀的,這篇書懂了,對於中國的歷史哲學大概也就懂了。這樣才能了解司馬遷對於歷史哲學和人生哲學的觀點。

說到司馬遷的文章,也可以說有一點壞道。 何謂“壞道”? 世界上罵人文章寫得最好的,是司馬遷;批評文章寫得最好的,也是司馬遷。 好在字面上看不出來在罵人,也看不出來在批評人。 他寫了《史記》以後,在一封給朋友的回信《報任少卿書》中,就說寫了這部《史記》“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我們幼年讀書,只知道司馬遷的文章寫得很美。 把整篇文章一讀,覺得司馬遷牢騷大了,都在罵人,牛也吹大了。 他說周公匯集了中國文化,到孔子是五百年。 孔子整理、發揮了中國文化以後,到他司馬遷時,中間又是五百年。 於是由他來寫《史記》。 他的意思就是說,這一千多年以來,除了周公、孔子和他司馬遷以外,其他的人都沒有思想。 他認為自己寫了《史記》,沒有人看得懂,只好“藏之名山”,等到將來有人看得懂的時候,再“傳之其人”。


他在《伯夷列傳》中,對於“公天下”的歷史哲學道理,在第一節中就說得很有條理。 他的意思說,不要以為古代“公天下”的“禪讓”是那麼簡單的。 他說堯年紀大了,要找一個繼承人,找到了舜。 舜是一個大孝子,堯才把他找來,並沒有立即讓舜當皇帝,要他從基層工作做起,各方面的事情都做,給他經歷,訓練他,一直經歷了幾十年,然後才把國家政權交給他。 所以司馬遷在《伯夷列傳》上說“傳天下若斯之難也1這句話表面上看,只是普通的感慨,毫不相干的字眼。但透過這些字眼,才會知道思想的背景。他就是告訴我們,一個替國家做事的人,要有豐富的行政經驗,加上道德才能,經過考察又考察,認為可以傳位才把帝位交給他。這表示傳天下並不簡單,而是非常困難的。舜找禹更慎重了,當時禹的父親鯀負責治水,沒有辦好,犯罪被殺掉了。舜再用他的兒子禹來治水,大禹治水是歷史上有名的故事,胼手胝足,自己下去做工,九年在外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九年中在外工作,三次經過自己家門口,都沒有時間回去,(也有人唱反調,寫反面文章,說這是故意假裝給人看,目的想當皇帝。事實上也可以說作此批評的,沒有行政經驗,一個真有責任心的人,實在會忙得沒有時間回家。)然後也是做了幾十年,舜才把帝位交給禹。這是《伯夷列傳》講到歷史哲學,然後講到人生,敘述伯夷、叔齊放著國君不當,當隱士去,兩個人逃了。為什麼從堯舜禹三代的禪讓,說到伯夷叔齊的不當皇帝?為什麼有人皇帝不當,有人想當皇帝當不到?他沒有點明,這篇文章很難懂吧!這就是人生觀點,等於所謂“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常”所以這篇《伯夷列傳》,上面是說傳位之難,下面則說有人可當皇帝還推掉不想當,可是他沒有說明,要讀者自己去體會。現在我們不講這篇文章,到此打祝

司馬遷是非常推崇孔子的。 在孔子的觀念中,堯舜禹三代,統治天下,為全國的皇帝,“而不與焉”。 心裡沒有覺得當皇帝可貴,而看得很平淡,真正做到只是服務,並不覺得權勢可貴,因此這是真正的偉大,真正的崇高。


他接下來便說到帝堯。

子曰:大哉! 堯之為君也,巍巍乎! 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 巍巍乎! 其有成功也。 煥乎! 其有文章。

堯以前的歷史,因為沒有文獻,沒有資料的記載。 所以孔子講歷史,姑且把他切斷,從堯開始。 我們現在研究歷史,堯以前為遠古史,只好從甲骨文及古物的發掘來研究。 孔子敘述歷史,自堯開始。 他說偉大的堯,他的道德成就有如天一樣崇高偉大,天的偉大不是說天的空間大,這個天不是物理世界的天,上古“天”字是一個抽象的代名詞。 天的偉大在於天生萬物於人,而自己既不表功,也不要求回報,更沒有要求大家感謝,自然的,生就生了。 道家的思想,教我們人類的胸襟,要效法天地,只有付出,沒有收回。 儒家也有這種思想,所以說堯與天一樣偉大。


講到這裡,又涉及人生哲學及思想背景的問題了。 中國儒道兩家,都曉得天的偉大,教我們效法天地,這是正面的看法。 但有人從反面看,最著名的是張獻忠的七殺碑:“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1一連七個殺字。這也是他的人生哲學,我們可稱它為張獻忠的哲學。有些人的哲學思想很難解說,張獻忠的哲學,從反面來看也有他的道理,但研究以後,最後正面的道理還是會顯示出來,這是說到“天”字的引伸。

孔子說天的偉大,唯有堯效法。 古文中的“則”字,觀念上就是法則,單用這個字作動詞,解釋起來就是效法的意思。 孔子說堯的政治胸襟、政治氣度,是效法天一樣的偉大,只有付出,布施於大眾,不期望收回一點。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像海水一樣波瀾壯闊,浩瀚無邊。 他的偉大是無法以言辭形容的。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孔子說堯最偉大的成就,最偉大的光輝,是替中華民族開啟了文化的傳統。這一節是孔子評論上古歷史哲學的觀念,非常推崇這三代。


民主乎? 專制乎?

從這一點研究孔子思想,以現代觀念來說,孔子非常主張民主。 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中庸》是他的孫子子思著的,《大學》是曾子著的。孔子的學問傳給曾子,曾子著《大學》,我已經說過。 現在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許多人以為《大學》、《中庸》就是孔子思想。 在學術的立場,嚴格地說,這觀念是不對的。 只能說《大學》、《中庸》是承襲孔子的傳統思想。

子思的《中庸》與《大學》的觀念有差別,《大學》的觀念與《論語》中的孔子思想又有差別,這是要注意的。

為什麼談到《中庸》? 《中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著的。 子思是跟著曾子學的,曾子是跟孔子學的,前後三代。 子思在《中庸》裡說到孔子文化思想的根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推崇的是堯舜,所以我們現在研究孔子,可以從他的孫子子思來取得旁徵。 近代有些人批評孔子是為後世帝王幫腔的,這是不對的,其實孔子處處在推崇堯舜的“公天下”。 而“公天下”以現在的觀念而言,絕對是民主的,但是這個話也有問題。 有些美國學者來討論中國文化,我常常告訴他們要注意,一個政治學、一個軍事學都是無法作結論的。 古今中外的政治無論帝王政治、民主政治、專制政治、各種各樣的政治,都被人類在這個世界上玩過。 究竟是哪一個政治體制好? 哪一個政治體制絕對的對? 誰敢下這個結論? 當然有人下,那就是書生——書呆子。 在理論上亂下結論可以,在事實上無法下結論。 我說,你們現代西方文化的民主,都以美國式民主作代表,與法國式、德國式的又不同。 依我的看法,你們現在美國式的民主,是真正的專制,是資本家在專制,是假民主,真專制。 但如果真懂了中國過去的帝王制度——先不必談秦漢以前,就說秦漢以後的帝王,真正好的皇帝是很難當的,如唐太宗、宋太祖這些好的皇帝真難當,常常在御前開會時,遇到一些公正的宰相,把皇帝的命令擋回去,或是“留中不發”,還有些大臣“面折廷諍”,當面跟皇帝頂起來,因為他希望自己對歷史有交代。 我們在歷史記載上常常看到這樣的大臣或御史,明日準備上朝廷諍,先一夜在家思安排好後事,棺材都買好,告訴家人屆時如不回來,就去收屍,寧可犧牲生命,也要對歷史負責。 皇帝碰到這樣的大臣,也只好依他們的意見。 所以我說真正研究中國過去的專制政治,是假專制,真民主。


這裡孔子更表達出這個道理來了。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週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這是孔子就歷史哲學,對人事的評論,這中間我們要特別注意。


前幾段提到孔子對於三代的推崇、讚歎。 這裡提出來,舜為什麼為中國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因為他有優秀的干部。 領袖固然重要,幹部更重要。 換言之,幹部難得,領袖也難當。 舜當時期定天下,留萬古美名,靠他有禹、稷、契、皋陶、伯益五個好乾部,天下就大治了。 我們要特別注意,僅僅五個人就可以把天下治好。 我們研究歷史,可以發現無論古今中外,任何一代,真正平定天下的,不過是幾個人而已。 漢高祖靠手裡的三傑,張良、蕭何、陳平而已。 韓信還只是戰將,不算在內。 當然漢高祖也能幹,很懂得採納意見。 漢光武中興所謂雲台二十八將,還不是中心人物,真正中心人物也不過幾個人。 外國歷史,意大利復興三傑,也只三個人。 每一個時代的治亂,最高思想的決策,幾個人而已。 啟止是國家大事,據我個人的經驗所見,所體會的,不說大的,說小的,大公司的老闆,我認識的也蠻多,曾看到他窮的時候,也看到他現在的發達,如舊小說上所說的“眼看他起高樓”的,也不過兩三個人替他動腦筋,鬼搞鬼搞就搞起來了,不到十幾年,擁有千萬財產的都有;個人事業也是如此。 所以人生難得是知己。 個人事業也好,國家大事也好,連一兩個知己好友都沒有,就免談了。 如果兩夫婦意見還不和的更困難了。 所以孔子這個話是有深意的。 《易經》上說:“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兩個人誌同道合,心性完全一致,真正的同志,這股精神力量可以無堅不摧。 周武王也說,他起來革命,打垮了紂王,平定天下,當時真正的好乾部只有十個人,而這十個人當中,一個是好太太,男的只有九個。 孔子說“才難”,真是人才難得。 這裡孔子對學生說,你們注意啊! 人才是這樣難得,從歷史上舜與武王的事例看,可不就是嗎? “唐虞之際”,堯舜禹三代以下一直到周朝,這千把年的歷史,“於斯為盛”,到周朝開國的時候,是人才鼎盛的時期,也只有八九個人而已。 周朝連續八百年的治權,文化優秀,一切文化建設鼎盛。 但是也只有十個人把這個文化的根基打下來,而這十個人當中,還有一個女人,男人只有九人。 但在周武王的前期,整個的天下,三分有其二,佔了一半以上,還不輕易談革命,仍然執諸侯之禮,這是真正的政治道德。


這個歷史哲學,孔子講的是“才難”。 我們知道清代乾隆以後,嘉慶年間有個怪人龔定庵。 今天我們講中國思想,近一百多年來,受他的影響很大,康有為、梁啟超等等,都受了他的影響。 他才氣非常高,文章也非常好,而且那個時候他留意了國防。 外蒙古、滿洲邊疆,他都去了,而且他認為中國問題的發生,都是邊疆問題。 事實上邊疆有漏洞,西北陸上有俄國,東面隔海有日本,將來一定出大問題,他也狂得很,作了一篇文章,也講“才難”。 當時他說天下將要大亂,因為沒有人才,他在文章中罵得很厲害,他說“朝無才相、巷無才偷、澤無才盜。”連有才的小人都沒有了,所以他感嘆這個時代人才完了,過不了多少年,天下要大亂了,果然不出半個世紀,洪秀全出來造反,緊接著,內憂外患接連而來,被他說中了。 這就是說興衰治亂之機,社會安寧的重心在人才。


不過龔定庵是怪人,不足以提倡。 他怪,出個兒子更怪,他兒子後來別號叫龔半倫,在五倫裡不認父親。 他更狂,讀父親的文章時,把他父親龔定庵的神主牌放在一邊,手裡拿一支棒子,讀到他認為不對的地方,就敲打一下神主牌,斥道:“你又錯了1這就是龔半倫,人倫逆子中的怪物。

前面一節我們提過,孔子的文化思想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所謂祖述的祖,就是自古相承的一慣傳統,孔子是承繼堯、舜、禹這個一貫的思想。 憲章的內涵包括禮法、政治制度、社會禮儀、文化精神等等。 中國文化中的這些憲章精神都由文王、武王時代確立了牢固的基矗老實說,我們現在留下來的中國文化的真精神,都是周代文化的精神,也就是孔子所弘揚的儒家思想。 前面從堯、舜而講到周代,現在最後的結論講到禹。


大禹和墨子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緻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禹,吾無閒然矣!

我們研究孔子全部思想,他一直是推崇大禹的。 這裡“無閒”的“閒”,就是現代文字的“間”字。 “無閒”就是沒有辦法可以挑剔,挑不出禹的缺點,“菲”是薄的意思,就是說禹自己的生活,非常清苦,自奉甚儉。 關於“致孝乎鬼神”這一點,牽涉到中國文化里的一個大問題。 這裡的鬼神不是我們後世所講的鬼神。 夏禹以後,中國文化里的宗教氣氛非常濃厚,孔子、孟子也不例外。 春秋戰國時候,諸子百家中,墨子對文化思想影響很大。 他不但“尚賢”、“尚同”且“尚鬼”、“尚天”。


說到這裡,必須引伸說明一下墨子的思想,因為他和這一節大禹的文化有連帶關係。 墨子在孔子之後,他的思想對當時的影響非常大。 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固然受了孔、孟思想很大的薰陶,但在無形中影響最大的,還有墨子的思想。 因為墨子的思想,經過演變,後來和中國的俠義精神合流,又另開一個局面。 就以我們中國文字中的仁義兩字來說,仁字在外文中有同義字。 而俠義的義字,從墨子開始,特別強調,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在外文中,還沒有同義的字。 為了朋友,守信重諾,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付出。 曾子所謂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的思想,就與墨子思想相同。 我們中國文化精神,受墨子這種思想的影響很大,普及於社會各階層。 這是一個專題,在此只是提起大家注意而已。 想研究中國思想史,更要特別注意墨子的思想。 他思想中的“尚賢”,就是講賢人政治。 “尚同”與“兼愛”,就是提倡和平、博愛的精神。 墨子一生就這樣實行他的主義,“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地專門為別人效勞,乃至國際間的紛爭,由他出來,也就可以調停了。 說句笑話,現代的基辛格還沒有資格跟他提皮包呢! 歷史上記載,宋楚相爭,他一個人去調解,勸兩個國家不要打杖。 楚國見他來了,知道辯不過他,於是請第一流的工程師,好比現在的原子專家——公輸班和他談判。 墨子問他,你認為可以征服宋國,有什麼憑恃呢? 公輸班搬出最新式的武器,墨子一一封死他,告訴公輸班,你所有的武器,我都有製服的方法,你如打別人,我就攻擊你。 最後公輸班說,武器上我都不及你,但我最後一樣武器,你就沒有辦法。 墨子說,我知道你現在想把我殺死,但是我告訴你,這沒有用。 因為我的全部學問,在我的弟子中,已有很多人都會了,你殺了我一個墨子,還有千千萬萬墨子出來,最後你還是要失敗的。 因此這場國際戰爭沒有打起來。 墨子是不是這樣做呢? 是這樣做的。 他的弟子門人,在戰國時代,無形中形成一股力量,在很多國家裡,都有墨子的學生,他們的中堅領導分子稱為“鉅子”。 所以中國特殊社會的組織,在那個時代就已經有了。


有一個當時在秦國的“鉅子”,也就是墨家這個組織在秦國分支機構的負責人,在社會上很有聲望和地位,他只有一個獨子,犯了罪,依法一定要判死。 但秦王一問,知道是位聞人的獨生子,所以下令特赦。 這位鉅子就去看秦王,他除了致謝以外,表示國法可以特赦,但是“墨家”的家法不能容。 後來這“鉅子”還是把自己的獨子處死,對秦王作國法的交代。 可見墨子當時組織自己的學生是如此嚴密,而且為了社會上的公正,國法能赦,而墨家的家法卻不能容,真正做到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由這段歷史,就可見墨子的思想、組織、作法對後世影響的巨大。


《墨子》這本書是比較難讀的,他的理論,非但“尚天”,崇拜天,而且也尚鬼。 這個“鬼”字,我們也曾就文字的構造上解說過,中國人所說的鬼,究竟是什麼東西,很難界說。 所以畫家最好畫的對像是鬼,誰也沒有見過。 所以怎麼畫都對,越難看就越對。 殷商時尚鬼,宗教氣氛最濃厚。 如研究中國信奉什麼宗教,沒有一定,樣樣都信。 尤其現在還新興了“五教同源”,如紅卐字會等類團體,把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五位教主,都請在上面排排坐。 中華民族是喜歡平等的,認為每個教主都好,所以五位一起供奉。 殷商的時候就“尚鬼”——重視鬼神。墨子是宋人的後裔,宋就是殷商的後裔,所以墨子的思想,繼承了宋國的傳統。 孔子本來也是宋的後代,但孔子的祖先一直住在魯國,而魯是周人文化的後裔。 我們要注意,春秋戰國時代,各國的文字沒有統一,交通沒有統一,各地方的思想不同,有如現在的世界形態,美國與法國,各有不同的文化。 墨子的思想又尚天、又尚鬼。 前些時,一位學生要以墨子思想作論文,他說墨子思想非常崇敬天,與天主教的教義有相同地方,但是我告訴他要注意,墨子思想也尚鬼,而天主教、基督教就不同了。 翻開《墨子》來看,他把鬼的權力說得很大,也就是過去中國民族思想的共同信仰。 人如做了壞事,鬼都來找的。 好的鬼則可以保護人。 所以我們講了幾千年中國文化,民間所流傳鬼會找壞人的觀念,並非孔子思想,乃是墨子思想的傳承。 墨子這套思想的源流,是遠溯自夏禹的文化,我們真正研究起上古史的中國文化來,便很費事了。


中國近代六七十年文化思想是最亂的時代。 民國初年到五四運動期間,用西方人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化,再加上日本人的觀念,把我們老祖宗的文化,貶得一塌糊塗,說什麼堯是香爐、舜是燭台、禹是大爬蟲,這是日本人誣衊我們文化的鬼話。 但過去我們有許多學者,居然相信這套鬼話,搬回來罵自己的文化,直到現在還在流傳,我們現代的學術界就這樣可憐! 所以嚴格研究起來,中國歷史還有許多資料,為外國人所不承認。 外國人不承認有他的道理,如果他把中國文化推崇得太高了,又把他自己的民族文化擺到什麼地方呢? 可是我們中國的學者和留學生,跟著外國人拋棄自己的民族文化,乃至接受西方的觀念,這是非常令人悲痛的事情。 也就是先把自己的文化思想破壞了,才會走上這條路。 仔細研究起來,這種現代文化的演變,是構成一個專論的重要課題,可以寫成一本大書。


我們現在說到禹,以我們中國文化自己的講法,在道家的觀念裡就多了。 道家說禹的本事大得很,當時他畫符念咒,役使鬼神,把黃河長江水利治好,把土地開發出來。 究竟事實如何,便不得而知。 這方面的傳說太過虛玄,太過神話了,所以一般人難以相信。 不過我們現在不管這兩方面——禹是爬蟲或是能役使鬼神的神人,有一點要認識:中華民族奠定了農業社會的基礎,發展成就了後來幾千年以農立國的民族精神,是禹開始的。 所以儘管是推崇堯舜,在堯舜時代,政治好到什麼樣子,我們暫不去管他。 但那時的地理環境,還在洪水時代,沒有多少人口,這麼大的國家氾濫了洪水,只是一些高山露出了山峰。 到了禹治水以後,農業基礎奠定了,文化才開始成長。 所以孔子對禹是“吾無閒然矣”,沒有一點辦法可以挑他的毛玻可見孔子對他的推崇是多麼的偉大。 他說禹自奉這樣節儉,又非常崇敬鬼神。 當然由孔子這句話,可知禹王當時對於神秘的學問是如何的重視。 “惡衣服,而緻美乎黻冕。”我們知道大禹治水時候,沒有穿上禮服,完全和普通人一樣,穿得破破爛爛,一年到頭都在外面跑。但是他對政治的製度,國家的禮服,制定得美崙美奐。 換句話說,我們的祖先,由穴居巢處,發明了衣服以後,還沒有規定什麼格式,到了禹王才制定格式。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歷史上記載,禹雖為皇帝,他住的宮殿,還只是一個茅草棚,所謂“茅次土階”,上面蓋的沒有瓦,只是一些草;前面的台階,當然沒有水泥,連石塊也沒有,只是用泥巴堆起來,“而盡力乎溝洫”,盡心盡力辦好水利。 孔子對禹有這三個觀點,所以他說禹對於中國文化有這樣大的貢獻,實在無話可講,沒有一點可以批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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