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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別裁【學而第一】

學而第一

南懷瑾--論語別裁




現在各大專學校的學生,有一個新稱號——“三四教授”。
假如我們看見一位不認識的教授,想知道這位老師是教什麼的,往往被詢問的同學會說:“哦,三四教授。”這句話含有非常輕視的意思。 所謂“三四教授”就是教三民主義、四書五經的教授。 他們在學校裡是沒有人看得起的,同軍訓教官一樣,被學生另眼相視,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八九年前,和一位國立大學教書的朋友談起,問他怎麼搞的,教得學生對三民主義如此反感? 他說這件事沒有辦法。 我認為不是沒有辦法,表示願意代他教幾個小時。 後來有個機會,一位某大學的學生要我去參加他們開會,他說他們要開會討論“中國文學的再革命”,聽到這個題目,我說:“你們要搞這個東西?!我晚上來看看1

我約了那位三民主義教授一起去參加。 參加開會的都是調皮學生,他們激昂慷慨,說了一大篇話,最後要我講話。 我就告訴這些同學們,首先應該了解“革命”是什麼意思。 這所大學是國立的最高學府,在這裡的青年知識分子,對它的意義不能不懂,要知道“革命”一辭,出於我國最古老著作之一的《易經》,然後講了許多理由。

我說,譬如中國文學自“五四運動”以來,由舊的文學作品改成白話文後,有什麼功用呢? 幾十年來親眼所見,中國的教育普及了,知識普遍了,對世界知識的吸收力增加了,無可否認,這些對於國家的進步有貢獻。 但是對於中國文化,卻從此一刀斬斷了。 什麼原因呢? 中國文化庫存裡堆積的東西太多了,幾千年來的文化都藉著古文保留著。 至於接受白話文學教育的人們看不懂古文,當然就打不開這個倉庫,因此從中國文化的立場看,就此一刀攔腰斬斷了。

你們現在講文學再革命,講白話文學,我們先要知道為什麼要推行白話。 在“五四運動”前後,一般人認為救這個國家,必須吸收新的知識,尤其要融會古今中外的學術文化,於是老牌留學生到外面一看,任何國家的語言和文字都是一致的,因此認為中國所以不進步,是文字工具害了我們,尤其四書五經“子曰、孔子曰”一塌糊塗,非把這個打倒不可,所以提倡了白話文。


語文的變與不變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我們看世界的文字,不管英文、德文、法文,雖然現在的文字和語言是合一的,但是語言大約三十年一變,所以一百年以前的英文、法文書籍,除非專家,否則是莫辨雌雄。

我們中國的老祖宗曉得語言和時代是要變的,所以把文字脫開了語言,只是用很短的時間,經過兩三年的訓練就會寫出來,這個文字就單獨成為一個體系,表達了思想。 因此這種文字所保留下來幾千年以上的思想,在幾千年以後的人看來,如面對現在,沒有阻礙,它對於國家有什麼錯誤呢? 沒有錯。 只是因為教育不普及,大家對於這個國文的修養沒有學好。 當時提倡“五四運動”的部分人士,求進之心是對的,在學問修養上,老實講,還有商量的必要,於是這一文學革命就出了問題。

舉例來講,生活上每天必有的一件事——上廁所,我們小時候叫“出恭”,後來叫“解手”,現在叫“上一號”了,看看幾十年來,變了好多。 因此,我們翻開資料,對“五四運動”前後的白話文,現在看來,簡直不通;到了現在的文章,說它不好嗎? 真好。 好嗎? 文章看完了,價值也完了,多半沒有保留的價值。 將來怎樣演變還不知道,所以你們為什麼要文學再革命,我就不懂。

因此,文學革命,我沒有資格講,你們也沒有資格講。 為什麼呢? 如果古文、四六體、作詩、填詞,都能露一手,然後發現這種文學有毛病,這才有資格談革命。 現在你們連“命”都還沒有,還“革”個什麼呢? 你們還有文學革命的資格嗎?

我這番話一講,他們聽傻了。 這個會後來也就搞不成了。 無形中也把大專院校中這個小風波平息了。 因此,我告訴那位教三民主義的朋友,一定替他教幾個鐘點課,因為大學生中,信仰堅強的固然很多,而對三民主義頭痛的也大有人在。 後來我去替這位朋友講課,起初不講三民主義,而講中國文化與中國思想演變的原因道理。 分析自上古到現在為什麼變得這樣,演變到後來,所以才有我們國父的三民主義出來,問同學對不對? 對! 有沒有價值? 有價值! 所以要讀三民主義,讀了以後再加批評都可以,不能盲目的不去看它,就說這個三民主義是黨八股。 黨八股你懂不懂? 不懂就不能隨便批評。 這一來,引起他們讀三民主義的興趣了,這是我所經歷的故事。


四書五經的假面目

講到四書也是一樣,我們在這裡講推行複興文化運動,而在外面,尤其是新的教育——國民義務教育施行以後,討厭四書五經的情形,是無以復加了,而問題出在四書五經的孔孟思想被講解錯了。 這不是現在才開始,從唐宋以後,乃至遠從漢唐以來,許多要點,就一直講解錯了。

要說明這個道理,我們也要講一個實際的故事。

我們這一代,就時代背景而言,是生活在夾縫中,是新、舊、中、外,交接巨變中的人生,我的幼年在私塾中度過,當時讀四書五經也非常反感,因為以前老師對學生的質疑,只說“將來你會懂”,這個“將來”不知要“將”到幾時。 所以後來“五四運動”,鬧新學派風潮的時候,我們雖然沒有參加作打手,但是多少也有點憤慨。 步入中年以後,對中外思想,尤其在這個時代的演變,看到了這麼許多,自己要找癥結了。 所謂找癥結,那也是十七八年以前,好幾位先生在一起談起,大家認為要救中國就要復興文化。 於是有些教授學者們,主張把四書重新編輯。 他們認為四書雜亂無章,要分門別類編在一起,講孝的歸到孝,講仁的歸到仁,把《論語》的篇章整理一遍,希望我也負責一個部門。 當時我答應考慮考慮,回家拿出四書重讀一遍後,發現這個改編方法有問題。 第二天開會,我就反對,不贊成改編,因為,以全部《論語》來講,他本身就有一貫的系統,完全是對的。 我們不需要以新的觀念來割裂它。 問題出在過去被一般人解釋錯誤了。 我們要把握真正的孔孟思想,只要將唐宋以後的註解推開,就自然會找出孔孟原來的思想。 這叫做“以經解經”,就是僅讀原文,把原文讀熟了,它本身的語句思想,在後面的語句中就有清晰的解釋。 以這個態度研究《論語》,它可以說前後篇章貫而通之,因此我不主張改編。


被忽視的道家

後來,在一些地方講解《論語》,我就提起一個問題了。 就是我們自“五四運動”以來,有個口號,叫“打倒孔家店”的問題。

中國文化的演變發展,大致分兩大段。 譬如一提起秦漢以前的中國文化,人們就拿孔孟思想代表了一切。 其實所謂孔孟思想,只是中國文化中間主要的一環。 另外還有道家、墨家、諸子百家……很多很多,都是中國文化一個系統下來的。 如果把它縮小範圍,則有儒、墨、道主要的三家。 尤其中國文化在政治上歷代引用的是道家思想,這一點我們要注意。 中國歷史上,每逢變亂的時候,撥亂反正,都屬道家思想之功;天下太平了,則用孔孟儒家的思想。 這是我們中國歷史非常重要的關鍵,身為中國人,這個歷史關鍵是應該知道的。

孔孟思想,本來與道家是不分家的,這種分家是秦漢以後的事,到了唐代,講中國文化,已不是儒、墨、道三家,而是儒、釋、道三家了。

“釋”就是印度來的佛學,代表整個印度文化的精華,它從東漢末年開始傳入中國,一直到宋代。 宋朝以後,印度本身已沒有真正的佛學,而被阿拉伯民族的伊斯蘭教思想及婆羅門教等所佔據,佛學思想在印度式微了。 現在要研究真正的佛學,只有到中國來。 歐洲人乃至日本人講的那一套是不正確的。

三家店賣的是什麼

唐宋以後的中國文化,要講儒、釋、道三家,也就變成三個大店。

佛學像百貨店,裡面百貨雜陳,樣樣俱全,有錢有時間,就可去逛逛。 逛了買東西也可,不買東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會需要它。

道家則像藥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則非去不可。 生病就好比變亂時期,要想撥亂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 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縱橫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醫藥等等無所不包,所以一個國家民族生病,非去這個藥店不可。

儒家的孔孟思想則是糧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運動”的時候,藥店不打,百貨店也不打,偏要把糧食店打倒。 打倒了糧食店,我們中國人不吃飯,只吃洋麵包,這是我們不習慣的,吃久了胃會出毛病的。 要深切了解中國文化歷史的演變,不但要了解何以今天會如此,還要知道將來怎麼辦,這都是當前很重要的問題,因此我們要研究四書。

研究中國固有文化並不是開倒車,而是要以最新的觀念去理解它。 並且,我們要了解中國上下這兩千多年的文化、思想、歷史,不管它是什麼政體,大致都以司法為中心,司法與行政是分不開的。 談到司法就講到法律,現在我們只講兩大法系,所謂海洋法係與大陸法系。 司法方面的立法,也根據這兩個法系的精神而來。 我們卻忘記了中國自秦代以來,漢、唐、宋、元、明、清,有我們“中國系統”的一個法律系統。 這個中國法律系統的哲學背景,就是以四書五經作基礎,例如過去中國許多判例的根據,就是根據四書五經中的道德觀念而來。 所以這部四書五經,在過去無憲法觀念時代,嚴格說來就是一種憲法思想,也就是政治哲學思想的中心,法律思想的中心。 其他各種哲學思想也都歸之於它,這是講好的一方面。


冤枉的一打

講壞的一方面,孔家店為什麼會被人打倒? “五四運動”當年,人們要打倒它,這是必然的。 但為什麼道理呢? 後來才發現,實在打得很冤枉。 因為這個店,本來是孔孟兩個老闆開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還加上一些伙計曾子、子思、荀子等等,老闆賣的東西貨真價實。 可是幾千年來,被後人加了水賣,變質了。 還有些是後人的解釋錯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學家為然。 這一解釋錯,整個光輝的孔孟思想被蒙上一層非常厚重的陰影,因此後人要推倒孔孟思想。

現在我們有個更重要的課題,那就是如何了解文化的寶庫。 因為現在中年以下的人,對此幾乎一無所知。 尤其現在中學以上到大學的青年,根本不知道中國文化的寶藏。 由於這個原因,所以今天開始講四書,並從《論語》講起。


再論《論語》

《論語》,凡是中國人,從小都念過,現在大家手裡拿的這一本書,是有問題的一本版本,它是宋朝大儒朱熹先生所註解的。 朱熹先生的學問人品,大致沒有話可講,但是他對四書五經的註解絕對是對的嗎? 在我個人非常不恭敬,但卻負責任地說,問題太大,不完全是對的。

在南宋以前,四書並不用他的註解,自有了他的註解,而完全被他的思想所籠罩,那是明朝以後,朱家皇帝下令以四書考選功名,而且必須採用朱熹的註解。 因此六七百年來,所有四書五經,孔孟思想,大概都被限制在“朱熹的孔子思想”中。 換句話說,明代以後的人為了考功名,都在他的思想中打圈子。 其中有許許多多問題,我們研究下去,就會知道。 所以各位手上這本朱熹先生註解的書,值得參考,但不能完全相信。

我們既然研究孔子,而孔子在《易經·系傳》上就有兩句話說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以現代觀念來講,意思是人類的語言不能表達全部想要表達的思想。 現在有一門新興的課程——語意學,專門研究這個問題。 聲音完全相同的一句話,在錄音機中播出,和麵對面加上表情動作的說出,即使同一個聽的人,也會有兩種不同體會與感覺。 所以世界上沒有一種語言能完全表達意志與思想。 而把語言變成文字,文字變成書,對思想而言,是更隔一層了。

我們研究孔孟思想,必須要從《論語》著手。 並不是《論語》足以代表全部孔孟思想,但是必須從它著手。 現在我的觀念,有許多地方很大膽的推翻了古人。 在我認為《論語》是不可分開的,《論語》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 我們手裡的書中,現在看到文句中的一圈一圈,是宋儒開始把它圈斷了,後來成為一條一條的教條,這是不可以圈斷的。 再說整個二十篇《論語》連起來,是一整篇文章。 至少今天我個人認為是如此,也許明天我又有新認識,我自己又推翻了自己,也未可知,但到今天為止,我認為是如此。


學而有何樂

現在這篇《學而》,包括了孔門當年教學的目的、態度、宗旨、方法等等。 過去我們把它圈開來,分作一條一條讀,這是錯誤的。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這三名話連起來看,照字面講,凡是中國人,無論老少,一定都知道。 照古人的註解,學問是要大家隨時練習它。 “不亦說乎”,“說”是古人借用字,就是高興的那個“悅”字,是很高興的。 假如這是很正確的註解,孔子因此便可以作聖人了,那我是不佩服的,連大龍峒孔子廟我也不會去了。 講良心話,當年老師、家長逼我們讀書時,那情形真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苦'乎”。 孔子如果照這樣講,我才佩服他是聖人,因為他太通達人情世故了。

至於“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是似通非通的,什麼道理呢? 從一般人到公務員,凡靠薪水吃飯的,是“富不過三天,窮不過一月”,遇上了窮的那幾天,朋友要來家裡吃飯,當褲子都來不及,那是痛苦萬分的事。 所以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慘'乎。”絕不是不亦樂乎。

第三句話“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所謂“慍”,就文字解釋,是放在心中的怨恨,沒有發出來,在內心中有煩厭、厭惡、討厭、怨恨之感。 那麼,別人不了解我,而我並不在心中怨恨,這樣才算是君子。 那我寧可不當君子,你對我不起,我不打你,不騙你,心裡難過一下總可以吧! 這也不可以,才是君子,實在是做不到。

根據書上的字面,順著註釋來看,就是這樣講的。 所以幾百年甚至千多年以來,不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對四書反感,過去的讀書人也對四書反感。 因為它變成了宗教的教條,硬性的法律,非遵守不可。

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等到真正了解了以後,就知道孔子真是聖人,一點也沒錯。

“學而時習之”,重點在時間的“時”,見習的“習”。 首先要注意,孔子的全部著述講過了,孔子的全部思想了解了,就知道什麼叫作“學問”。 普通一般的說法,“讀書就是學問”,錯了。 學問在儒家的思想上,不是文學。 這個解說在本篇裡就有。 學問不是文學,文章好是這個人的文學好;知識淵博,是這個人的知識淵博;至於學問,哪怕不認識一個字,也可能有學問——作人好,做事對,絕對的好,絕對的對,這就是學問。 這不是我個人別出心裁的解釋,我們把整部《論語》研究完了,就知道孔子講究作人做事,如何完成作一個人。


真人和假人

講到作人,我們就想到莊子也提到過這件事,《莊子》這本書把有道的人叫“真人”。 唐宋以後,對神仙、得了道的人叫“真人”。 譬如現在指南宮供奉的呂純陽叫“呂真人”。 如今的人聽到“真人”這個名稱,就好像帶有宗教色彩,相當於西方的上帝,中國的仙、佛一樣。 實際上過去道家所謂的“真人”,是指學問道德到了家的人。 與這名詞對稱的叫假人,假人還是人,不過沒有達到作人道德的最高標準。 發揮了“人”的最高成就,在道家就稱之為“真人”,孔子認為這就是學,就是學而之人。 於是一個“學”字,這麼多觀念都被他包括了。

那麼學問從哪裡來呢? 學問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識,學問是從人生經驗上來,作人做事上去體會的。 這個修養不只是在書本上念,隨時隨地的生活都是我們的書本,都是我們的教育。 所以孔子在下面說“觀過而知仁”,我們看見人家犯了這個錯誤,自己便反省,我不要犯這個錯誤,這就是“學問”,“學問”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他這個研究方法,隨時隨地要有思想,隨時隨地要見習,隨時隨地要有體驗,隨時隨地要能夠反省,就是學問。 開始做反省時也不容易,但慢慢有了進步,自有會心的興趣,就會“不亦說乎”而高興了。 我們平日也有這個經驗,比如看到朋友做一件事,我們勸他:“不可以做呀!老兄!一定出毛玻”他不聽,你心里當然很難過,最後證明下來,果然你說得對,你固然替他惋惜,對於自己認識的道理,也會更進一層得到會心的微笑——“說”,不是哈哈大笑。 悅者,會心的微笑,有得於心。

上面第一點所講的是學問的宗旨,隨時注重“時”和“習”,要隨時隨地學習,不是我們今天來讀四書就叫做學問,不念四書就不叫做學問,這不是它的本意。


寂寞的享受

第二點接著下來,是說做學問的人要準備一件事,就我個人研究,有個體會——真正為學問而學問,“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該做的就做,不該做的殺頭也不干,所謂“仁之所至,義所當然”的事,犧牲自己也做,為世為人就做了,為別的不來。 因此為學問而學問,就準備著一生寂寞。我們看歷史——即看孔子就知道。 孔子一生是很寂寞的,現在到處給他吃冷豬頭,當年連一個“便當”也吃不到。 但是他沒有積極去求富貴。 怎麼知道這一套他不來呢? 因為他明知當時有拿到權位的可能,乃至他的弟子們也要他去拿權位。 因為孔子時代中國人口只有幾百萬人,在這幾百萬人中,他有三千弟子,而且都是每一個國家的精英,那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 所以有些弟子,尤其是子路——這個軍事學的專家,幾乎就要舉起膀子來:“老師,我們乾了1那種神氣,但是孔子不來。為什麼呢?他看到,即使一個安定的社會,文化教育沒有完成,是不能解決其他問題的。基本上解決問題是要靠思想的純正,亦即過去所謂之“德性”。因此他一生寧可窮苦,從事教育。所以做學問要不怕寂寞、不怕淒涼。要有這個精神,這個態度,才可以談做學問。

雖然做學問可能一輩子都沒有人了解,但是孔子說只要有學問,自然有知己。 因此他接著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一個人在為天下國家,千秋後代思想著眼的時候,正是他寂寞淒涼的時候,有一個知己來了,那是非常高興的事情。 而這個“有朋自遠方來”的“遠”字,不一定是遠方外國來的,說外國來幾個人學中國文化,我們就樂了嗎? 那是為了外匯,多賺幾個錢罷了。 《論語》不是這個意思,他這個“遠”字是形容知己之難得。 我們有句老話:“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任何一個人作了一輩子人,包括你的太太、兒女、父母在內,可不一定是你的知己,所以人能得一知己,可以死而無憾。 一個人那怕轟轟烈烈做一輩子,不見得能得一知己,完全了解你,尤其做學問的人更是如此,所以第二句話跟著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你不要怕沒有人知道,慢慢就有人知道,這人在遠方,這個遠不一定是空間地區的遠。 孔子的學問,是五百年以後,到漢武帝的時候才興起來,才大大的抬頭。 董仲舒弘揚孔學,司馬遷撰《史記》,非常讚揚孔子,這個時間隔得有多遠! 這五百年來是非常寂寞的,這樣就懂得“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了。


誰來了解你

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就是說做學問的人,乃至一輩子沒有人了解,也“不慍。”

“不慍”這個問題很重要了。 “怨天尤人”這四個字我們都知道,任何人碰到艱難困苦,遭遇了打擊,就罵別人對不起自己,不幫自己的忙,或者如何如何,這是一般人的心理。 嚴重的連對天都怨,而“慍”就包括了“怨天尤人”。

人能夠真正做到了為學問而學問,就不怨天、不尤人,就反問自己,為什麼我站不起來? 為什麼我沒有達到這個目的? 是自己的學問、修養、做法種種的問題。 自己痛切反省,自己內心裡並不蘊藏怨天尤人的念頭。 拿現在的觀念說,這種心理是絕對健康的心理,這樣才是君子。 君子才夠得上做學問,夠得上學習人生之道,拿現代的新觀念來講,就是講究人生哲學的開始。

再說,連貫這三句話的意義來說明讀書作學問的修養,自始至終,無非要先能自得其樂,然後才能“後天下之樂而樂”。 所以這三句話的重點,在於中間一句的“不亦樂乎”。 我們現在不妨引用明代陳眉公的話,作為參考:“如何是獨樂樂?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如何是與人樂樂?曰: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如何是眾樂樂?曰:此中空洞原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有此胸襟,有此氣度,也自然可以做到“人不知而不慍”了。 不然,知識愈多,地位愈高,既不能忘形得意,也不能忘形失意,那便成為“直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了。


愛與罪

接下來是有子的話: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首先就講到孝悌,是人的根本,仁孝是孔子學問的基本。 但是,“孝弟”就是孔家店要被人打倒的“罪狀”之一。 為什麼孝悌會成為被打倒的“罪狀”之一呢? 這要先知道一件事,就是司馬遷作《史記》是一件大事。 他當時對漢武帝有些作法是反感的,但又不能不服從,服從嗎? 在良心上又不安,他就作《史記》,將自己的思想,容納到《史記》中去。 如記帝王的事,稱為本紀,而他將未做皇帝的項羽也列到本紀中去,就是暗示漢高祖與項羽,一個是成功的英雄,一個是失敗的英雄。 又如《史記》中“世家”本來是記載諸侯和大臣的事,而孔子不是諸侯,也列入世家,司馬遷的意思,是孔子有千秋的事業,說孔子的言行思想,影響將及於千秋後世,所以將他列入世家。

孔子思想言行表現在書本上的有多處,而孔子最大的重要著作為《春秋》,他著《春秋》後最重要的兩句話是“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 。”千古以來,這兩句話各有各的解釋,都非常曖昧,到了我們這種時代搞清楚了。 為什麼呢? 自從民主時代以來,大家都罵孔子幫助專制皇帝,因為專制皇帝的思想和製度,用了孔子“尊君”這一部分思想精神,後來我們打倒他,也就認為他是這樣的。 現在再讀《春秋》,再研究孔子思想,不是這樣一回事了,而是另有一番道理。

第二點我們講到孝悌,這是中國文化的精神,講到這裡我要說兩個現實故事。

十多年前,有一個哈佛大學博士班的學生,跟我作中國文化的論文,他回國之前,我囑他回到美國去提倡中國文化的孝道,他說很難。 我告訴他這是千秋事業,不是現世功業,告訴他孝道是什麼東西。 我說,中國人談孝字,“父慈子孝”是相對的,父親對兒子付出了慈愛,兒子回過頭來愛父親就是孝。 “兄友弟恭”,哥哥對弟弟好,弟弟自然愛哥哥。 我們後來講孝道:“你該孝,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說法有問題,天下的確有些“不是的父母”,怎麼沒有“不是的父母”呢? 這不是孔孟的思想,是別人借用孔孟的帽子,孔家店被人打倒,這些冤枉罪受得大了。


孝道是這樣一個東西

且看世界上的生物——人也是生物,中國道家過去叫人為“倮蟲”——不帶毛的光光的蟲。 人號稱萬物之靈,是人自己在吹,也許在豬、牛、狗、馬看起來,人是萬物中最壞的了,“專吃我們豬、牛、狗、馬”,這是立場不同。 拿生物學的思想,從另外一個觀點來說,“倮蟲”與其他生物是一樣,人之所以與其他生物不同,就是加上人文文化。 由此可知文化的可貴。

為什麼講這個道理? 世界上凡是動物,豬、牛、狗、馬、雞、鴨等等,都是一樣的,以母雞保護小雞的現象來看,可見世界上最偉大的是母性。 等孩子帶大了,走開了又各不相顧。 各種動物都是一樣,人原來何嘗不是這樣,但人現在為什麼不會這樣? 於是談到人文文化的教育來了。


禿頭的十字架

西方人常自稱為十字架的文化——愛下一代。 大家知道,美國是孩子的天堂,中年人的商場(等於賭場),老年人的墳常到現在為止,西方文化的結晶就是如此,只知道愛下一代,下一代長大了,結婚了,就是夫婦。 對父母、兄弟、姊妹都不管了。 由男女變成夫婦,而家庭,而社會,而國家,橫著向世界發展,又下而愛孩子。 就這樣循環下去。 他們自認為是十字架的文化,我看這個十字架斷了,是丁字架的文化,因為沒有上半截了。 我這樣說他們也許不承認。 但是談自然科學,他們可以把我們當學生,談到人文文化,他們作我們的學生還不夠。 美國立國才兩百年,我們有五千多年曆史,談到人文文化,靠經驗而來,尤其中國歷史,多少失敗,多少破碎,一直到現在,才完成了這個文化系統。 當然他們不承認十字架文化沒有上面,因為上面有上帝。 但卻看不見,摸不著,誰相信呢? 姑且承認有上帝,但是由人到達上帝的橋樑,在中國文化有孝。 “孝”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西方文化叫的“愛”,也就是回過來還報的愛。 就是說父母好比兩個朋友,照顧了你二十年,如今他們老了,動不得了,你回過來照顧他,這就是孝。 孝道的精神就在這裡,假使一個人連這點感情都沒有,就不行。

那麼西方文化有沒有這個愛呢? 絕對有,只是生活的方式不同而已。 父母到子女家,儘管要事先寫信給子女,使他得準備,子女還是會思念父母的。 又如祭祖宗,西方人不一定清明節掃墓,但到了墳場,在親人的墳墓前,悲哀的情緒是一樣的,只是表達方法不同而已。 遺憾的是,外國人沒有把“孝道”在文化上培養起來的心理建設。

“孝”的問題解決了。 什麼叫作“弟”呢? “弟”就是兄弟姊妹的友愛。 中國的五倫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這五倫中四倫都講得通,為什麼加朋友這一倫? 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特點。 朋友在五倫的思想上也佔一席,為什麼呢? 有時候有許多話,許多心情和苦痛,上不可以對父母,下不可以對妻兒講,只有找朋友講,所以朋友為五倫之一。 朋友是一種感情的結合,這是中國文化的特殊處,這個“弟”就包括了對兄弟、姊妹,一直到朋友,伸展到社會的友情。

說到這裡,又一個故事來了。 五六年前,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來訪問,他問了好幾個問題,中間他提到一個問題,他非常佩服我們《大學》一書的思想,“但是《大學》思想有一個問題”,他說:“我是一個社會學教授,而《大學》中有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間沒有社會思想,這是個遺憾。”我聽了哈哈大笑,然後告訴他,《大學》思想包含有社會思想在內,其中“齊家”即是社會思想。 中國“齊家”的家,不是到教堂中一結婚就成了家的家,那是西方文化小家庭制度的家。 過去的中國文化是大家庭制度,有宗族、有祠堂,所謂五世同堂,聚族而居。 大家庭固然有許多小毛病,但也有它的好處,像宗族的發展,即由此而起,這是孝道的精神。 因此,我要重複說一句,“齊家”的“家”就是社會。

又如江西人稱“老表”,是最親切、最好的稱呼。 其由來是古時候戰亂,江西人很多移民到湖南,許多年後,年輕的後代,還回到江西掃墓,而留在江西的後代子孫,以為是祖宗墳墓被他人誤祭或盜葬,次年預先守候,兩方相見,論起家族上代淵源,認出是表親關係來,而稱“老表”。 這個“老表”就說明了宗法社會對血統、家族的重視。 如以西方制度電氣化的小家庭,來看我們“大家族”的“齊家”,豈不是大笑話?

把這幾個問題解決了,我們再來看這裡的書就懂了。 有子是誰呢? 有子名有若,孔子的學生,字子有,少孔子四十三歲,孔子死後,學生們懷念孔子,因有子的學問好,曾請他上堂講課。 所以孔門弟子編這一篇書時,立即提出有若的話,因為當時他等於一個助教,先由他講。 他說一個人有沒有學問,就看這個人能否對父母盡孝,對兄弟、姊妹、朋友是否友愛。

“而好犯上者鮮矣”,犯上就是搗亂——“孝弟”的人有深厚的感情,這種人是不好搗亂的。


誰能忘情

中國文化中的“感情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宗族的力量最大。 所以由“友道”形成的這套結合,我名之為“特殊社會”,就是後世所講的幫會。 我國的幫會,從秦、漢以來,唐、宋、元、明、清,歷代一直都有。 曾經有人說,中國的農民與知識分子一結合,就會發生變亂。 這說法我不同意,我認為中國過去的農民最乖了。 他們只要能安居樂業,國泰民安,少找麻煩,有口青菜豆腐飯吃就好了。 中國怕的是半農民,不是真農民。中國知識分子與特殊社會一結合,社會就會亂。 但是這種特殊社會非常講仁義之道。 這種特殊社會包括孔子、墨子、遊俠三種思想的結合,在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力量很大,但是他們凡事是訴諸情感的。 所以我們要看清楚他們所打擊的,就是我們固有的好東西。 至於應該如何去發揚光大,這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有子說,一個人有真性情,就不會犯上作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的,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人有分寸、有限度。

因此,大家要知道學問的根本是什麼呢? “君子務本”。 文學好,知識淵博,那是枝節的,學問之道在自己作人的根本上,人生的建立,內心的修養。 所以“本立而道生”,學問的根本,在培養這個孝悌,孝悌不是教條。 換句話說,培養人性光輝的愛,“至愛”、“至情”的這一面,所謂“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他說這個是“人”的本。 至於什麼是“仁”,下面有一專篇,我們暫且不去討論它。

這個“仁”,就是孔子做學問的最高目的。


花言巧語

有子的話講完了,接下來就是: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什麼是“巧言”? 現在的話是會吹、會蓋。 孔子說有些人很會蓋,講仁講義比任何人講得頭頭是道,但是卻不腳踏實地。 “令色”是態度上好像很仁義,但是假的,這些與學問都不相干。 “鮮矣仁”——很少真能做到“仁”這個學問的境界,因為那是假的。 我們從電視中就看得到,那個小丑表演的角色,動作一出來,就表示“巧言令色”。

“巧言令色鮮矣仁”,我經常也跟同學們講,作領導人第一個修養是容忍。 有的人不一定像小丑那樣的“巧言令色”,但每個人都喜歡戴高帽子,人若能真正修養到戴高帽子感覺不舒服,而人家罵我,也和平常一樣,這太不容易。 所以知道了自己的缺點和大家的缺點,待人的時候,不一定看到表面化的“巧言令色”。 大家經驗中體會到,當你在上面指揮時,覺得那種味道很好;但是這中間很陷人、很迷人,那就要警惕自己。 你說素來不要名、不要錢,只講學同,就有人來跟你談學問。 要注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他那個學問是拿來作工具的,所以除了要懂“巧言令色鮮矣仁”這個道理以外,相反的,我們作學問要踏實,不能“巧言令色”。


三面鏡子

下面講要怎樣作學問: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

曾子為孔子的學生,名參,少孔子四十六歲。 由這一點我們看到,孔子回到魯國講學傳道的時候,都是培養年輕的一代,同我們的心情一樣,怕自己死了以後,這個命脈,這個根本失傳了。 和我們現在一樣,對於年輕學生,拚命講給他們聽,好辦一個交代。

曾子在當時孔子的學生中比較魯,魯就是拙一點,其實並不是笨,只是人比較老實,不太說話,後來謫傳孔門道統。 他著《大學》,孔子的孫子子思著《中庸》,也是跟他學的,所以現在一般人拿《大學》、《中庸》,代表了孔子思想,我們千萬不要這樣跟著搞錯了。 《大學》是曾子作的,原來是《禮記》裡的一篇,後來到唐宋的時候,才把它拉出來,變成了四書之一。 所以把《大學》、《中庸》思想,就認為是孔子的思想,是不大妥當的,這僅是孔子思想的演變。 孟子是子思的學生,孔子三傳的弟子,這時已經到了戰國時代。 孟子的思想又與孔子的思想有些出入,孔子溫文儒雅、修養極高;孟老夫子,有時好像捲起袖子伸出拳頭,有點俠氣,也有一談就使氣的味道,和他們所處的時代有關。 這也代表了時代和文化思想的演變。

曾子說,我這個人做學問很簡單,每天只用三件事情考察自己。 要注意的,他做的是什麼學問? “為人謀而不忠乎”替人家做事,是不是忠實? 什麼是“忠”,古代與後世解釋的“忠”稍有不同,古代所謂的“忠”是指對事對人無不盡心的態度——對任何一件事要盡心地做,這叫做“忠”。 這個忠字在文字上看,是心在中間,有定見不轉移。 “為人謀而不忠乎”是我答應的事如果忘了,就是不忠,對人也不好,誤了人家的事。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與朋友交是不是言而有信? 講了話都兌現? 都做得到? 第三點是老師教我如何去作人做事,我真正去實踐了沒有? 曾子說,我只有這三點。 我們表面上看這三句話,官樣文章很簡單,如果每一個人拿了這三點來做,我認為一輩子都沒有做到,不過有時候振作一點而已。

曾子這幾句話,為什麼要擺在這裡? 嚴格地說,這些學問不是文學,要以作人做事體會出來,才知道它難,這就是學問。

這個學問講到這裡,都是個人的修養。 但是學問只講個人修養是不是可以? 不是的,擴而充之就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 所以上面是講學問的內涵,下面就講學問的外用了。 引用孔子的話: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這“道”是領導的導,換句話就是孔子也教我們領導之德、領導的修養,以領導千乘之國。

講到“國”字,研究中國文化便要注意,看到秦漢以前古書裡的“國”字,很多學者都容易產生很大的誤解。 比如老子曾說“小國寡民”,講老子的思想,就講小國的政治,在民國初年,又有人對無政府主義與老子思想拉在一起。 要知道秦漢以上,到漢代初期的“國”字,不是現在的國家觀念,那個時期的“國”字、“邦”字都是地方政治單位的名稱。 所謂“諸侯就國”,就是中央政府下一個命令,要這些地方官(諸侯)各自回自己的崗位(封地)去。 那時地方單位有千乘之國,百乘之國。 “千乘之國”用現在的觀念比方總是不倫不類,還是不作比方的好。 “乘”,古代以戰車、壯盯田賦等合在一起計算的。 漢、唐以來有很多考證註解,不必多說。 換句話說,領導一個大國家,或者領導一個單位,乃至領導地方的政治,要“敬事而信”,這是很難的。 “敬事”,對一件事認真做為“敬事”,一項職務寧可不接受,既接受了就要認真去做,現在就有許多地方許多人不敬其事的。 至於“而信”是使下面的人絕對信服。 爭取下面的“信”,如何得到“信”,就要敬其事,說了的話一定要兌現。 如好的將領,身先士卒就是敬事,那麼誰也會受感動而信賴他。 所以要“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節用指經濟政策的措施,對經濟要能夠節省,是經濟原則。 節用是為什麼呢? 不是為我,而是為“愛人”。

第三點“使民以時”,用人時應該把握時間。 這個“時”很重要。 在軍事思想方面來講,包括很大,所以孫子兵法講時講勢,也有用勢之道。 對人在道德上要知道“時”,比如部下生重病,你不去慰問,反責備他不來上班,這就是不“愛人”,“使民不以時”了。 所以“使民以時”是用人要在時間上恰到好處。 這樣部屬都聽你指揮,乃至全國老百姓自然跟你走。 這是道德的修養,也就是學問。

這些話不但是孔子教育門人做學問的道理,同時也是孔子當時針對社會人情的弊病而指點的。 我們只要研究春秋戰國時代的史料,為什麼那個時代是那麼的紊亂,便可了然於心了!


可愛的小學生

以上講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便是孔門做學問的目的、態度和方法的記錄。 說到這裡,我們已經了解了,所謂做學問,是要從人生的經驗中去體會,並不是讀死書。 假使一個人文章寫得好,只能說他文學好;這個人知識淵博,只能說他“見聞廣博”,不一定能說他有學問。 一個人即使沒有讀過書,可是他作人做事完全對了,就是有學問。 何以見得呢? 下面就是一個證明了,跟著講學問的道理。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這話在文字上解釋當然容易,但我們深入研究一下。 所謂弟子,古代稱學生為“弟子”,中國古代老師對於學生,看成自己的兒子一樣。 講到這裡,我們有點感慨了,中國的文化,師生之間有如父子,過去有“一日從師,終身若父”的情形,而老師對於學生,也負了一輩子的責任。 我們親眼看到的,幾十年前,還保留了這個風氣,一個學生縱然中了狀元,官作得很大了。 回到家鄉,看見老師,而老師既沒有功名,也沒有地位,學生對他一樣的要跪拜,和當年從師一樣。 學生對老師是如此,老師對學生,也是負了一輩子責任。

舉個特殊的例子來說,我們很明顯的看到明朝的方孝孺,後來水樂帝要殺他的時候,他為了要作忠臣,不怕死,他說充其量滅我的九族,而永樂偏偏要殺他的十族,加上的一族就是他老師的家族,認為老師沒有教好。

從這件事情,我們可看出過去中國文化中的一種精神,那就是“師道精神”。 談到過去的道,在人文世界的道中,就有這三道:一個是“君道”,講究如何領導,如何當家長,如何當國家的領袖,乃至如何當一個班長,這都是“君道”。 其次是“臣道”,就是說我們怎樣做一個忠實的部下,怎樣幫助人完成一件事。 再其次“師道”。 中國過去文化中,這三道是合一的,所謂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 換句話說,那時的教育、行政、司法和教化(教育與教化,應該有其不同的意義,我們將來再討論。)集於一身。 那麼師道的精神就形成了中國人尊師重道的觀念,所以老師稱學生為弟子,弟等於兄弟,有朋友之間的友情,又等於自己的孩子,所以學生稱弟子,再傳稱門人,這個觀念和習慣是這樣來的。

到了我們現在,值得研究了,我們須注意將來如何建立,如何復興固有的尊師重道精神。 現在的尊師重道,只是一句口號而已,真正尊師重道的人是小學生,我想諸位都有這個經驗,我們的孩子如果在小學唸書,回來就開口老師怎麼說的,閉口老師怎麼說的。 幾年前,教師節的時候,孩子回家要敬師金,說給他五十元,孩子一定說不行,這是敬老師的要一百元。 這種事到了中學就淡了;到了高中以上根本沒有這個觀念了;到了大學,學生看老師是不相干的陌路人。 相對的,老師對學生也是如此,挾了一個皮包上來,拿一本書講解一番,便有鐘點費,彼此都是商業行為,教完了以後,懂不懂是你的事,挾個皮包走了。 學生與老師在路上見面,萬一點個頭,在我覺得,已經是很稀奇了。 一般都彼此不認識,就這麼迎面過去,堂而皇之的,學識愈高,愈沒有尊師重道的精神。 這是今日中國文化一個極大的諷刺。

至於說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道義關係、感情關係,除非這位老師很有地位。 據我所經驗的,每個學生要拿學位,作論文的時候,便隨時來找:“老師怎麼辦?”很親切。 我還碰到過這樣的事實,有個要拿學位的學生天天來,來了非常恭敬,甚至覺得他恭敬得過分,我家裡的孩子們說:“這個學生好,真有禮貌。”但是,你得注意,這是“幣重言甘”哪! 他也的確送禮來,還送得蠻講究,我說你送禮送得這麼重,雖然有研究費領,可是一個月的研究費也不夠買這些東西,何苦呢? 他說:“對老師應該恭敬。”我曉得這不是誠意的話,因為他的言語太恭敬,太甜了。 “巧言令色”、“幣重言甘”是靠不住的。 結果畢了業以後連影子都看不見了。 這就是現在中國文化的怪現象,是文化道德的普遍事實。 國民道德的修養從教育界開始,是應該徹底研究的,所以我在這裡要講到師生的道理。


呂端大事不糊塗

現在,孔子告訴我們說,這個學生“入則孝”,在家裡是個孝子。 (怎麼才叫孝,下面有很多地方研究孝道,在此暫且不談。)“出則弟”,出門在外面與兄弟分開了,怎麼弟呢? 就是在外面,對朋友、對社會、對一般人能夠友愛,擴而充之愛國家、愛天下都是這弟字的意義。 “謹而信”,作人非常謹慎,但是談到這“謹”字要注意,不要變成小器。 謹慎與拘謹是兩回事,有些人作人很拘謹,過分了就是小器。 “謹慎”在歷史上有個榜樣,就是我們中國人最崇拜人物之一的諸葛亮。 所謂“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這是一副名聯,也是很好的格言。 呂端是宋朝一個名宰相,看起來他是笨笨的,其實並不笨,這是他的修養,在處理大事的時候,遇到重要的關鍵,他是絕不馬虎的。 那諸葛亮則一生的事功在於謹慎,要找謹慎的最好榜樣,我們可多研究諸葛亮,這裡暫且不提。

總之,所謂謹慎不可流於小器,這點修養要注意,這個人能謹慎處世而信——在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一切都言而有信。 同時又“汎愛眾”,有偉大的胸襟,能夠愛人,尤其在此時此地來講,對同志的友愛,擴而充之,對其他人的友愛。 理論上講起來很容易,而廣泛的愛人,那就是“君道”“師道”的綜合,愛天下人就如愛自己一樣,理論容易,要修養到如此真難。 孔子說,假使一個人對這些都做到了,“而親仁”,再親近有學問道德的人做朋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做到以後,還有剩餘的精力,然後再“學文”,愛作文學家也可以,愛作科學家也可以,愛作藝術家也可以,愛作別的都可以,那是你的志向所在,興趣問題,可以量力而行,各聽自由。


飲食男女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這幾句話,是接著證明了學問的目的,不是文學、不是知識,是作人做事。 子夏比孔子少四十四歲,他的名字叫卜商。 孔子死後,在戰國開始的初期,他講學河西,在戰國時期一般對時代有影響的大學者,蒙受他的影響很大。 所以這也是我們大家要注意的。 領導歷史、領導國家社會的,到底還是學問思想。

現在引用子夏的話,證明學問是什麼。 我們看原文“賢賢易色”,兩個賢字,第一個賢字作動詞用,因為中國文字有時候是假借的。 第二個賢字是名詞,指賢人——學問修養好的人。 “易色”,古人如宋儒他們,是怎麼解釋的呢? 他們對“色”字解作“女色”、“女人”、“男女之色”了。 (孔子被人叫打倒,就是這樣受冤的。)“賢賢易色”就是看到賢人——有學問道德的人,馬上跟他學了。 “易色”,女色都不要了,太太都不要了,在戀愛中的,把女朋友都丟掉了。 如是女方,男朋友也不要了。 如果真如宋儒的說法,我認為孔夫子不是聖人了。 因為聖人,是不會違反人情的。 孔子在《禮記》裡講“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確是孔子對於人生的看法——形而下的,不講形而上的。 凡是人的生命,不離兩件大事:飲食、男女。 一個性的問題,一個生活的問題。 所謂飲食,等於民生問題。 男女屬於康樂問題,人生就離不開這兩件事。 有時候看到有關中國文化的文章說“食色性也”是孔子說的,錯了,這句話不是孔子說的,是與孟子同時的告子說的。 以後引用文章,不要將錯就錯,一錯再錯。

這個性的問題,究竟先天的性或後天的性呢? 以後再討論。 但宋儒解釋“賢賢易色”,為了作學問,都可以把自己的妻女或丈夫丟開,這是不通的。

這個“色”字,很簡單,就是態度、形色,下面還有證明,所謂“態色”就是態度。 “賢賢易色”意思是:我們看到一個人,學問好,修養好,本事很大,的確很行,看到他就肅然起敬,態度也自然隨之而轉。 這是很明白,很平實的,是人的普通心理,不管一個如何壞的人,看到一個好人,總會不自覺地對這好人比較友善,這是人之常情。

“事父母能竭其力”是講孝道。 這句話有一個問題產生了,子夏為什麼提到“竭其力”呢? 重點在這個“竭”字。 過去一般人講到對父母的孝順,是“非孝不可”。 其實孝道也要量力而為,孝要竭其力,不要過分了。 前一兩年,有個年輕人基於天生的(不是教育的)孝心,為了孝養父母,去做了小偷,犯了法,對於這樣行孝的人,在心理道德上,我們覺得這個人“非其罪”也,因為他為了孝順,為了醫母親的病,結果偷了錢,犯了法,這是可以原諒的。 但是在學問修養上看,對他的批評是“這個人沒有受良好的教養”。 在道理上來講,這個青年是好心,但是好心要學識來培植它,使他知道要“竭其力”而不要做過分的事。 中國古人有兩句話綜合起來的一副對聯說:“百善孝為先,原心不原跡,原跡貧家無孝子。萬惡淫為首,論跡不論心,論心世上少完人。”其“原心不原跡”就只看他的心孝不孝。 比如一個人很窮,想買一罐奶粉給父母吃,但實在沒有錢,買不起,因此心裡很痛苦,只有希望慢慢積蓄點錢再去買。 只要有這個心,只要他這份情感是真的,我們就不能說他不孝。 “原跡貧家無孝子”,如果一定要在事實上有表現,那窮人家裡就沒得孝子了。 這個道理非常清楚,我們用這個道理來解釋,就是說明“事父母能竭其力”是儘自己的心力做到了就是孝。

“事君能致其身”這個“君”字,成為過去打倒孔家店的口實。 他們認為這是專制思想,是捧帝王、捧獨裁的古老教條。 事實上不是這麼回事,我們先要了解中國文化的“君”字是什麼意思。 從文字的字形上看,“君”字古寫,頭上“尹”字,“尹”字的古寫是“丮”。 我們的文字,是由圖案演變而來的,手裡拿一根拐杖,下面一個口,代表一個人,這個人年齡大了,學問道德很高,拿根拐杖,也等於指揮杖,所以凡是拿拐杖的,指揮杖的,都是君。 後來才轉借變成皇帝的專用,其實中國文化中的“君”也不是皇帝的專用詞,比如我們過去寫封信給平輩,不好稱他先生,也不好意思稱他老弟;乃至一位老師寫給學生,這位老師謙虛一點就稱學生“某某君”,如果說君是代表皇帝,就是“某某皇帝”了,通嗎? 沒有這回事。 日本人學我們中國文化,寫信通常都是以君為尊稱詞。

這句“事君能致其身”的意思是:不論朋友或同事,他跟你感情好,他了解你、認識你,認為非你幫忙不可,而你答應了,那他就是君,你既已答應幫忙朋友完成一件事,要抬轎子就規規矩矩一定盡心,答應了就言而有信。 “能致其身”,竭儘自己身、心的力量。 就好比結婚一樣,要做到從一而終。 否則當初不要答應,既然答應了,講作人的道理,就要有信。 至於替人家做事的道理就是忠,也就是儘自己的力。 不可以表面上願意幫忙,做出部下很恭敬的樣子,背地裡卻一切不同意,反而搗亂扯腿。 即使在外面做主管,也常會碰到這些事。 這就是作人的“臣道”不夠,簡單說就是不誠懇。

所以“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白話解釋就是看到好的人能肅然起敬,在家能竭心盡力地愛家庭,愛父母。 在社會上做事,對人、對國家,放棄自我的私心,所謂許身為國。 還有“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這句話再三提到,在感情上說,每個人都認為做到了對朋友言而有信。 據我自己的反省,雖然很想徹底做到,事實上卻很困難。 有時候對朋友答應了的事做不到,心裡非常難過,為了自己道德的要求,想盡辦法去做,所以仔細研究起來,“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這句話,實在很不容易。 所以子夏說,能夠做到這樣,“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儘管這個人沒有讀過一天書,我一定說這人真有學問,這不是說明“學而時習之”並不是說一定讀死書嗎?

因此,我們不要跟著宋儒一段一段地去解釋,整篇連貫讀下來,自己就搞清楚了。


沒有朋友的上帝

下面講到學問態度,那就更妙了。 引用了孔子的話: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講到這裡,說句笑話,朱文正公及有些後儒們,都該打屁股三百板,亂注亂解錯了,所以中國文化,給自己人毀了。 我們怎麼看出來的呢?不知道諸位是否跟我一樣都見過的,清朝末年,老一套的學者,大體上許多都是這樣的,他們讀了這句“君子不重則不威”的書,就照宋儒他們的解釋學樣起來,那樣子,用現代的話來講,對於年輕人真是“代溝”。 那時老頭子們在那裡談笑——你不要以為老頭子們談笑會有第二個方式,還不是一樣談飲食男女,人事是非。 再不然就談調皮話,不管他學問多高,都是人嘛! 人很普通,都是一樣。 可是那些老頭子明明正在談笑不相干的事,看到我們年輕人一進去,那個眼鏡擱在鼻尖上,手拿一根煙筒的老頭子,便蹩起嗓子道:“嘿!你們來做什麼?好好唸書去1一副道學面孔。他們認為對年輕後代要“重”,可是他們不知道“重”是怎麼解釋,以為把臉上的肉掛下來就是“重”,為什麼呢?“君子不重則不威”,硬要重,“學則不固”,不重呀!學問就不穩固了。

接著“無友不如己者”,照他們的解釋,交朋友不要交到不如我們的。 這句話問題來了,他們怎麼註解呢? “至少學問道德要比我們好的朋友”。那完了,司馬遷、司馬光這些大學問家,不知道該交誰了。 照他這樣——交朋友只能交比我們好的,那麼大學校長只能與教育部長交朋友,部長只能跟院長做朋友,院長只能跟總統做朋友,當了總統只能跟上帝做朋友了? “無友不如己者”嘛! 假如孔子是這樣講,那孔子是勢利小人,該打屁股。 照宋儒的解釋,那麼下面的“過則勿憚改”又怎麼說呢? 又怎麼上下文連接起來呢? 中國文化就是這樣被他們糟蹋了。

事實上是怎麼說的? “君子不重則不威”的“重”是自重,現在來講是自尊心,也就是說每個人要自重。 “君子不重則不威”,拿現代話來講,也可以說是自己沒有信心,今天中午有一位在國外學哲學的青年,由他父母陪來找我,這青年說:“我覺得我自己不存在。”我說:“你怎麼不存在?”他說:“我覺得沒有我。”我說:“現在我講話你聽到了吧?既聽到了怎麼會不存在呢?根據西方哲學家笛卡兒的思想,'我思故我在',你能夠思想,你就存在,你怎麼沒有?”他說:“沒有,我覺得我什麼都不行。”我說:“你非常行,比任何人都行。”事實上這個孩子是喪失了自信心,要恢復他的自信心就好。

我們要知道,人都天生有傲慢,但有時候,對事情的處理,一點自信都沒有,這是心理的問題,也是大眾的心理。 比如交代一個任務給諸位中間任何一人,所謂“見危授命”,你有時候會喪失了這個信念,心理非常空虛,在這地方,就須要真正的學問,這個學問不是在書本上,這就是自重。 所以一個人沒有自信也不自己重視自己,不自尊,“學則不固”,這個學問是不穩固的,這個知識對你沒有用,因此我們必須建立起自己的人格,自己的信心來。

那麼“無友不如己者”,是講什麼? 是說不要看不起任何一個人,不要認為任何一個人不如自己。 上一句是自重,下一句是尊重人家。 我們既然要自尊,同時要尊重每一個人的自尊心,“無友不如己者”,不要認為你的朋友不如你,沒有一個朋友是不如你,世界上的人,聰明智慧大約相差不多,反應快叫聰明,反應慢就叫笨。 你騙了聰明的人,他馬上會知道,你騙了笨人,儘管過了幾十年之久,他到死終會清楚的。 難得有人真正笨到被你騙死了都不知道的,這個道理要注意。

所以,不要看不起任何一個人,人與人相交,各有各的長處,他這一點不對,另一點會是對的。 有兩個重點要注意的:“不因其人而廢其言,不因其言而廢其人。”這個傢伙的行為太混蛋了,但有時候他說的一句話,意見很好。 你要注意,不要因為他的人格有問題,或者對他的印像不好,而對他的好主意,硬是不肯聽,那就不對了。 有時候“不因其言而廢其人”,這個人一開口就罵人,說粗話,你認為說粗話的、土包子,沒有學問,然後把他整個人格都看低了。 這都不對,不能偏差,“無友不如己者”,世界上每個人都有他的長處,我們應該用其長而捨其短,所以“過則勿憚改”,因為看到了每一個人的長處,發現自己的缺點,那麼不要怕改過,這就是真學問。

據心理學的研究,人對於自己的過錯,很容易發現。 每個人自己做錯了事,說錯了話,自己曉得不曉得呢? 絕對曉得,但是人類有個毛病,尤其不是真有修養的人,對這個毛病改不過來。 這毛病就是明明知道自己錯了,第二秒鐘就找出很多理由來,支持自己的錯誤完全是對的,越想自己越沒有錯,尤其是事業稍有成就的人,這個毛病一犯,是毫無辦法的。 所以過錯一經發現後,就要勇於改過,才是真學問、真道德。

那麼,我如何來證明這個“無友不如己者”是這樣解釋呢? 很自然的,還是根據《論語》。 如果孔子把“無”字作動詞,便不用這個“無”了。 比如說,下面有的“毋意”、“毋我”等等,都用這個“毋”字。 而且根據上下文,根據整個《論語》精神,這句話是非常清楚的,上面教你尊重自己,下面教你尊重別人。 過去一千多年來的解釋都變成交情當中的勢利,這怎麼通呢? 所以我說孔家店被人打倒,老闆沒有錯,都是店員們搞錯了的,這要特別修正的。


種瓜者

下面一節,等於一個結論: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古人對於這一句的解釋,我也有點意見。 拿孝道來講,過去講中國文化的孝道,本來很重要,我們看歷史上給皇帝的奏議,常有“聖朝以孝治天下”這句話。 等於是憲法的基礎精神,過去我們沒有“憲法”這個名稱,但是有這個精神——憲法的哲學精神,以孝道為基儲作中心。 所以過去的皇帝,權傾天下,一到內宮,見到母后,皇帝也要跪下來,皇太后對什麼事講一句不應該,皇帝就非改不可。 (但是出了內宮,母后則不能干政。)固然,我們向來以孝治天下,但硬拉上了作解釋,也是不對的,古人就解釋“慎終追遠”是孝道。 所以過去在大陸,人家大廳裡的祖宗牌位上面,總是“慎終追遠”四個字,這就是因為古人解釋“慎終追遠”只對孝道而言的。 他們解釋:慎其終者,是說對過去了的,死了的先人,我們要懷念他。 “民德歸厚矣”,他們解釋,如果大家都能孝順父母,孝於祖宗的話,社會風氣就趨於厚道了。

這是有問題的,意思對,但牽強附會。 為什麼引用曾子的這一段話講學問呢? “慎終追遠”是什麼意義? “終”就是結果,“遠”就是很遠的遠因,用現在觀念的一句話來講就解決了,“一個人要想好的結果,不如有好的開始。”欲慎其終者,先追其遠,每件事的結果,都是由那遠因來的,這裡我們可以引用佛學裡的一句話:“菩薩畏因,凡夫畏果。”佛家的菩薩,大致相當於中國儒家的聖人,聖人們非常重視一件事情的動機。 比如有一個朋友來約你作生意,這個動機,也就是這個初因,我們要注意,也許是善因,也許是惡因,如果是惡因,即使叫你作董事長,將來坐牢的也是你,那麼這個因要注意了,所以菩薩是怕這個因。 而“凡夫”——普通一般人畏果,像死刑犯到執行時才後悔,這個後果來了他才怕。 真要注意學問的人,對每一件事,在有動機的時候就做好,也就是剛才說的,要有好的結果,不如有好的開始,也就是開始就要慎重。

有人不擇手段的創業,經常喜歡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家馬釘路德的“不擇手段”這句話。 但是你要注意,對馬釘路德這句話,不要只說一半,他是說:“不擇手段,完成最高道德。”現在把這句話攔腰一刀,砍去一半,把“不擇手段”拿去用,而不是“完成最高道德”,這就很危險了。

所以“慎終追遠”的意思,是說與其要好的結果,不如有好的開始,西方文化中有一句俗話:“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也是這個道理。 大家認識了這個道理,則“民德歸厚矣”。 社會道德的風氣,自然都歸於厚道嚴謹。 這是“學問”的道理。


孔子的素描

講到這個地方,一直太嚴肅了,所以下面來個滑稽的事情。 在這裡,也可窺見孔門弟子寫文章的筆法,並不呆板,是活潑生動的。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 抑與之與?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禽名亢,又字子元,少孔子四十歲。 孔子一生講學,尤其是周遊列國回來,專心培養後一代,教育後一代,所以學生都是年輕人。 子貢是孔子弟子中最出色的一個人物。 吳越之戰,也和他有關,他為了保護自己的父母之邦——魯國,自動以國民外交的身份到吳、越去動之以利害,而引起這場戰爭。

這一段是說有一天子禽問子貢的話,如果把它改編作話劇,那一定是一場很滑稽、很有趣,令人莞爾的戲。 好像是子禽悄悄地扯了子貢的袖子,把他拉到門邊,避開了孔子的視線,然後壓低嗓門輕輕的問道:“餵!子貢!我問你,我們這位老師,到了每一個國家,都要打聽人家的政治,他是想官做,還是想提供人家一點什麼意見,使這些國家富強起來?”子貢答得很妙! 他說:“我們的老師是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的。老弟,夫子不是像你們這一般思想,對於一件事情總把人家推開,自己搶過來幹的。他是謙讓給人家,實在推不開了,才勉強出來自己做的。假如你認為老師是為了求官做,也恐怕與一般人的求官、求職、求功名的路線兩樣吧?”可見他沒有作正面的答复,只把反面的道理告訴子禽,等於對年輕後進同學的一種教育方法,這方法是啟發式的,不作正面解答,要受教的人自己去思考判斷。

溫、良、恭、儉、讓。 現在先簡單的解釋這五個字的五種觀念。

“溫”是絕對溫和的,用現代的語彙來講就是平和的。 “良”是善良的、道德的。 “恭”是恭敬的,也就是嚴肅的。 “儉”是不浪費的。 “讓”是一切都是謙讓友好的、理性的、把自己放在最後的。 上面這五個字,也可以說是五個條件。 描寫了孔子的風度、性格及他的修養。

這五個字包含了許多,也就是中國儒家教人作為一個人,要在這五個字上作重大的研究,多下功夫。


五字串通五經

講到溫、良、恭、儉、讓這五個字,就又牽涉到中國文化的全體根源。 因此,我們首先就要研究一本書——《禮記》。 它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寶庫。 我們的“大同”思想,就是《禮記》中《禮運》篇裡的一節。 要了解“大同”思想的哲學基礎,必須要把《禮運》這一篇全盤搞清楚。 所以《禮記》是我們文化的寶庫,也是過去幾千年來憲法精神的所在,裡麵包括了現代的學問:政治、經濟、哲學、教育、社會、科學,什麼東西都有,乃至醫藥、衛生,以及中國人過去的科學觀念,都有了。 所以要了解中國文化的根本,《禮記》是不能不研究的。 豈但是《禮記》,換句話說,要了解我們中國文化,了解孔孟思想,了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直下來的根本淵源,還必須了解其他“五經”。

談到“五經”,《禮記》中有一篇《經解》,對於“五經”作總評。 這怎麼說法呢? 以現在的觀念來說,就是對“五經”扼要簡單的介紹:對《詩》、《書》、《易》、《禮》、《樂》、《春秋》以一兩句話批評了。

《經解》篇說:“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意思是,到一個地方,看社會風氣,就可知道它的文教思想。

《經解》篇接著說:“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所謂詩的教育,就是養成人的溫柔敦厚。 講到溫、良、恭、儉、讓這個“溫”字,就得注意孔子所說詩教的精神。 (現在我們不偏向於這方面,暫時只作一參考。)

“疏通知遠,書教也。”《書經》又叫《尚書》,是中國第一部歷史,也不止講歷史,而是中國歷史文獻的第一部資料。 現在西方人學歷史,(現在我們研究歷史的方法,多半是由西方的觀念來的。)是鑽到歷史學的牛角尖裡去了,是專門對歷史這門學識的研究,有歷史的方法,歷史的註解,歷史對於某一個時代的影響。 中國過去的情形,學術家與文學家是不分的,學術家與哲學家也是不分的。 中國人過去讀歷史的目的,是為了懂得人生,懂得政治,懂得過去而知道領導未來,所以它要我們“疏通知遠”。 人讀了歷史,要我們通達,透徹了解世故人情,要知道遠大。 這個“遠大”的道理,我講個最近的故事來說明,有一位做外交官的朋友出國就任,我送他一副對聯,是抄襲古人的句子:“世事正須高著服,宦情不厭少低頭。”一般人應當如此,外交官更要善於運用它。 對於世局的變化,未來的發展,要有眼光,要看得遠大。 “宦情”是做官的情態,要有人格,尤其外交官,代表了國格,代表全民的人格,要有骨頭,站得起來,少低頭,並不討厭“少低頭”。 不能將就人家,要怎樣才做得到呢? 就是懂得歷史——疏通知遠——這是《書經》的教育精神。

“廣博易良,樂教也。”樂包括了音樂、藝術、文藝、運動等等。 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這些都包括在“樂”裡,“易良”就是由壞變好,平易而善良。

“絜靜精微,易教也。”《易經》的思想,是老祖宗們遺留下來的文化結晶。 我們先民在文字尚未發明時,用八卦畫圖開始記事以表達意思。什麼叫絜靜呢? 就是哲學的、宗教的聖潔;“精微”則屬科學的。 易經的思想是科學到哲學。 融合了哲學、科學、宗教三種精神。 所以說“絜靜精微,易教也。”

至於“恭儉莊敬,禮教也。”是人格的修養,人品的薰陶。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也是孔子作的,也是歷史。 什麼是“屬辭比事”呢? 看懂了《春秋》這個歷史,可提供我們外交、政治,乃至其他人生方面作為參考。 因為人世上許多事情的原委、因果是沒有兩樣的,因此常有人說歷史是重演的。 這是一個哲學問題,歷史會重演嗎?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嗎? 也許可能,因為古人是人,我們也是人,中國人是人,外國人還是人,人與人之間,形態不同,原則卻變不到那裡去,所以說歷史是重演的。 但是,不管歷史重演不重演,尤其中國文化有五千年的歷史,對於作人處世,處處都有前輩的經驗。 雖然古代的社會形態與我們不同,原則卻沒有兩樣,所以讀了《春秋》,“屬辭比事”,就知識淵博,知道某一件事情發生過,古人也曾有這樣一件事情,它的善惡、處理方法都知道,這個就叫“比事”了,是“《春秋》教也”。

以於五經,在《經解》中,只用幾個字,就將每一部書的精華思想予以表徵。 拿現在的白話文來講,這每一句話的幾個字,就可以拿到好幾個博士學位。 “小題大作”嘛! 儘管作,從西方文化自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開始,到現在為止,一切都扯進來,扯到最後,說明了這一點,就可以完成一篇博士論文了。 但是在古人,幾句話而已。


善知識與惡知識

下面還有:“故《詩》之失,愚。”老是去搞文學的人,變成讀書讀酸了的書呆子,很討厭,那就是笨蛋。 任何學問,有正反兩面,五經也如此。

接著提到“《書》之失,誣。”所以讀歷史要注意,尤其讀中國史更要注意,因為宋朝的歷史是元朝人編的,元朝的歷史是明朝人編的,明朝的歷史是清朝人編的,事情相隔了這麼久,而且各人的主觀、成見又不同,所以歷史上記載的人名、地名、時間都是真的,但有時候事實不一樣,也不見得完整。 為了彌補這個缺陷,還要讀歷史的反面文章。 反面文章看什麼呢? 看歷朝的奏議,它相當於現代報紙的社論,在當時是大臣提出的建議和報告。 為什麼要提出建議報告? 可見所提的事出了毛病,否則就沒有建議了。 宋朝王荊公——王安石就說過懶得讀《春秋》,認為那是一本爛帳簿,這也是認為“《書》之失,誣”的觀念。 這點是我們研讀歷史要注意的。

“《樂》之失,奢。”光是講藝術等等,又容易使社會風氣變得太奢靡了。

“《易》之失,賊。”一個人如果上通天文,下通地理,手掐八卦,未卜先知,別人還沒有動,他就知道了一切,這樣好嗎? 壞得很0察見淵魚者不祥”。如果沒有基本道德修養,此人就鬼頭鬼腦,花樣層出了。所以學《易》能“上通天文,下通地理。 ”固然很重要,但“作人”更重要,如果作人沒有作好,壞人的知識愈多,做壞事的本領越大,於是就“《易》之失,賊”了。

“《禮》之失,煩。”禮很重要,過分講禮就討厭死了,等於說我們全照醫學理論,兩手就不敢摸麵包。 全聽律師的話,連路都不敢走,動輒犯法。 你要搞禮法,那煩透了。 所以“禮”要恰到好處。

“《春秋》之失,亂。”懂了歷史的春秋大義以後,固然是好,有時候讀了歷史又有問題,好像一個人不研究軍事哲學,則這個人作為一個健全的國民不成問題,等到研究了軍事哲學以後,相反的,他又容易闖亂。 不會武術的人,最後可以壽終正寢;會了武術,反而不得好死,是一樣的道理。

《經解》對五經的批評,正面反面都講了。 下面一段,就是告訴我們,五經的修養,要做到溫柔敦厚而不愚。 這樣的人,才能愛任何一個人,愛任何一個朋友。 所謂敦厚,對別人的缺點,容易包涵,容易原諒,對別人的過錯,能慢慢的感化他,可是他並不是一個迂夫子,那麼才是“深於詩者也”,這樣才算是詩的教育。 以下《書》、《易》、《禮》、《樂》、《春秋》,都是如此。 現在我們再回到《論語》上來。

子貢所講孔子的溫、良、恭、儉、讓,是講孔子的修養,是集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之大成,他有了這樣高深的修養,所以他的目的,就是我國古代的“淑世主義”,他具有救世救人的思想,也就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他的千秋大業。 千秋大業就是學問思想,千秋事業在當時是很寂寞的,例如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等等,在當時並未受人重視,可是德及萬世,名震千古。 孔子這種千秋事業是要集中國文化、思想、精神之大成,認清楚自己的任務,犧牲現實的榮華,才能夠做到。 所以子貢對子禽說,你問到老師究竟為什麼來著? 你看看老師是這樣一個人,如果你一定要認為他對政治有野心,有要求的話,恐怕他所要求的,也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

經過了這一段有趣味的問答,下面一段的問題就來了。


老鼠生兒的孝道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講到這裡,我們要向前輩的某些儒者、理學家、讀書人告個罪了,他們的解釋,又是錯誤的。 他們說看一個人,他父母還在的時候看他的志向,父母死了的時候看他的行為,三年當中,沒有改變他父母所走的路線,這個人就叫作孝子了。 問題來了,假使父母行為不端,以竊盜為生,兒子不想當小偷,有反感,可是為了孝道,就不能不當三年小偷去。 這樣,問題不就來了? 如果遇到壞人的話,明明知道錯,可推說:“孔子說的呀!聖人說的呀!為了作孝子,也只好做錯三年呀1這叫聖人嗎?照這樣講,我就叫它是老鼠生兒的孝道哲學。為什麼呢?俗話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 ”通嗎?不通!這些問題,都出在過去的誤解。當然,宋儒並不一定完全錯,但像這種錯的地方,我們要注意。所以古人說,讀書要頂門上另有一隻眼。中國宗教裡有的神像,多一隻眼睛,名為智慧眼。我們要用宗教家所謂的智慧之眼去看,就很容易了解了。

“父在觀其志”的這個“志”,古人的文字“志”為“意志”之意,它包括了思想、態度。 我們都曾經作過兒子,都有這樣的經驗:當父親、師長的面前,聽到教訓吩咐,口口聲聲稱“是”,但背過身來,卻對著同學、朋友,做一個鬼臉,表示不聽。 所以“父在觀其志”這話,是說當父母在面前的時候,要言行一致。 就是父母不在面前,背著父母的時候,乃至於父母死了,都要言行一致,誠誠懇懇,非常老實,說不接受就是不接受;如果作好人,就要作到底,父母死了,於三年之內,無改於父之道,說得到做得到,經過三年這麼久的時間,感情沒有淡薄,言行一致,一貫作法,這就是孝子。


無所適從的禮俗

下面講做學問的態度。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為什麼講學問講到禮? 這個禮,剛才提到了《禮記》。 講到禮,感慨良深! 我們知道,中國人都自稱“禮義之邦”,現在很成問題。 幾十年前,遇到人打恭,後來慢慢改成鞠躬,後來再加上一點軍事化的,將手舉起掌近於眉,十五度的半鞠躬,以後改成兩方面握手,又變成現在的點一個頭,後來又變成翹一個下巴。 現在我們中國人,見面施禮的動作,不知道是哪一套了。 所以說,講到文化,感慨良深。

文化表現在形態上,常有四樣大類:“衣、冠、文、物”。 我們在日本都還看得到,日本人平常也穿西裝,但是遇到皇室的重大典禮,還是穿自己制定的民族禮服。 過去執政黨在抗戰以前,擬過一個關於“衣、冠、文、物”的文件草案,對國民的衣服,都有了規定,後來因抗戰軍興,沒有實行。

現在我們在禮儀方面,看見了人,剛說的五套禮貌都要來的,再加上在飛機場,還有抱一下,貼個臉的,真可謂集古今中外之大成。 又看結婚禮儀,過去拜天地,拜父母,後來改成文明結婚,新娘穿白衣服,這是我們過去的孝服;還有男儐相,拉紗的花童,這叫“文明結婚”。 再下來,法律問題,寫一張婚約,蓋兩個章,還加上證人,大有為離婚作準備的味道,現在更簡單了,跟外國人結婚的,外國人穿上那種日本式的木拖板,就去結婚了。 到法院公證處看看,什麼怪樣子的都有。

喪事上更看出來了,軍樂隊、西樂隊、鑼鼓隊、笙簫隊、和尚、道士,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出殯行列,什麼都有,不倫不類。 所以講這個禮儀,我們大家要注意,為自己的國家建立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大家要起來做具體的研究。

此外,《論語》上的“禮”是社會秩序的禮,個人的禮。 曾有一個學生給我的信上稱“南老師”,我對他說,不知道你究竟寫信給誰,因為我的孩子也在教書,也是“南老師”,你既不照中國禮法稱名,也可照西洋規矩稱“親愛的某某”,只來一個“南老師”,“南”是姓氏,是通稱;名是特稱。 在我們中國的禮貌,有事寫信用通稱,呼姓是不禮貌的。 更滑稽的是他自稱“愚生某某”。 這個“愚”,本來是平輩稍長或長輩自成的謙詞,“愚兄”、“愚叔”、“愚舅”等等。 而他來個“愚生”,就不知道到底誰是誰的學生了。 這是一般人看不起中國文化,不加以注意,所發生的許多問題之一。 信不會寫,禮貌不懂,不知道進退應對,不曉得席位尊卑。 現代坐沙發,坐汽車,西方物質文明產品的使用,西方人也還是有西方人的禮貌、西方人的規矩,尤其學外交的人不能不懂。 而現在年輕人常弄錯,所以我們自稱“文章華國,詩禮傳家。”反省起來,是很難過的,非常沉痛的;為了國家民族,這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再講到有子的話“禮之用,和為貴。”這等於禮的哲學。 禮是乾什麼的? 是中和作用,說大一點就是和平。 這也就是禮的思想。 人與人之間會有偏差的,事與事之間彼此有矛盾;中和這個矛盾,調整這個偏差,就靠禮。 那麼法律也就是禮的作用,法律的原則之下,理國乃至辦事的細則,就是禮的作用。 假如沒有禮,社會就沒有秩序,這怎麼行? 所以人與人之間要禮,事與事之間要禮,而禮的作用,“和為貴”,就是調整均衡。

“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中國文化中稱先王,不是指那一個皇帝是先王,“先王”這兩個字,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傳統文化”、“中國文化”的意思。 所謂“王者望也”、“王者用也”這些註解以外,我們了解“先王”兩字的精神,就代表列祖列宗。 所以中國文化的先王之道“斯為美矣”,最了不起的,我們人文文化的建立比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國家都更早。 “小大由之”,無論大事小事,都要由禮的精神來處理,失去了禮的精神就不行,一定出毛玻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這是講相當矛盾的道理。 我們經常看到“矯枉過正”四個字,“枉”是歪了,看見事物歪了,必須要矯正它;矯正得過分了,又是歪了。 換句話說,不是向這邊歪,就是向那邊歪。 總之“過正”就是歪。 禮也是這樣,要中和,過分的調節也不好。 一個青年一點不懂禮貌固然不對,但他一天到晚都講禮貌,太多禮了,人家就要誤會他拍馬屁,所以“知和而和”,對一件事,了解了它的中和之道,而去中和、去調整它。 但過分的調整就錯了,“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所以禮義的基本精神,是調節一件事物,中和一件事物,但是有一定的限度,超過了這個限度,又要重新把它調整。


上帝的外婆是誰

要研究中國文化,孔子所編的《禮記》是不能不看的。 它是我國傳統文化初期包羅萬象的著作。 以現代學術來講,包括了哲學、政治、軍事、經濟、衛生、醫學等各方面的學問。 當然,是原則,不像現在分得那麼細。 所以《禮記》這部書,並不是只講禮貌,我們的禮節禮貌,只是禮的一種表現而已。 中國文化的“禮”字,拿西方文化來講,就是哲學。 哲學大致可分兩個範圍,以中國道理來講,一個是形而上的,一個是形而下的。 所謂形而下的,是宇宙萬有一切學問,都包括在內;形而上的,在中國人叫作“道”,在儒家思想叫“天”,“天道”也就是“本體論”。 形而下的,在西方哲學,就是“知識論”、“人生的價值論”。 西方哲學大概是這樣分類的。 “形而上”這個名稱,來自《易經》,日本人翻譯希臘哲學時,借用了《易經》上孔子所說的這個名詞——“形而上者謂之道”。

什麼是“形而上”? 就是宇宙來源的問題——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先有男或是先有女? 究竟這個宇宙萬有是誰創造的? 宗教家說是一位主宰創造的。 哲學家就問這個主宰是哪裡來的? 創造主宰的又是誰? 假使創造主宰的是主宰的媽媽,那麼主宰的外婆又是誰? 哲學家是一路追到底的。討論這形而上的道,就是“本體論”。 “形而下”是講宇宙萬有形成以後的各種現象和各種知識。 西方“本體論”的探討,最早發源於希臘,也已經兩三千年了。 當時大概又分作兩派,一派是唯物思想,一派是唯心思想。 這個唯心與中國固有文化所講的唯心,又不相同。 講到哲學,這個基本上的思想來源問題,首先要認識清楚,以免混淆。

後來哲學家認為:人為什麼會知道宇宙的來源? 是靠知識來的,靠思想來的,那麼,思想的本身是不是靠得住? 就先要研究了。 於是產生了知識論。 假使思想的本身都靠不住,那麼用思想所了解的“宇宙的本來”,也是不完整的。 這就是哲學的範圍了。 一直經歷了上下幾千年的這一學術,中國人根據日本人的翻譯,叫它為“哲學”。

另外一部分是“人生哲學”——研究人的價值問題。

在西方哲學家看來,中國人沒有哲學,至少過去中國沒有像西方人一樣,追究宇宙的本體。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西方文化這個系統是很嚴謹的,他們的哲學思想最初是宗教,宗教只教人信,而且是專制強權,絕不容許你懷疑。 你想知道上帝怎麼來的,但是你不能問,只要“信”就得救。哲學家說,你要我信可以,不過你要把那個幕拉開給我看看,我看到了以後,絕對信! 這是哲學精神。

後來,因為哲學的發展,又形成了科學,科學家更進一步說,光看一下還是不行,我要摸到以後,我才相信的確有這個東西。 所以由宗教而哲學,而科學,是今日西方文化發展的步驟。

中國人真的沒有哲學嗎? 有! 所有哲學是“人生哲學”。 只講作人倫理的道德,講作人應該怎樣。 西方人認為我們沒有哲學,過去我國的一些學者也跟著人家這樣講,是不對的。 事實上,中國哲學思想,都包括在《禮記》、《易經》等書裡面,而且最多了,不過須要大家努力整理。 我國學者,在這幾十年來,所整理出來的哲學思想,還是不夠的,太不夠了! 而且有所偏。 這還要我們自己溫故知新,多向這方面努力。

現在,我們講的重點:“禮”不光是禮貌、禮節,而且包括了形而上的哲學,和形而下人生上的一切運用。 因此,下面就接到這一節了。


《三國演義》的幕後功勞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複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近於義,言可複也。”為什麼中國文化提倡“仁、義、禮、智、信”? “信”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教人建立“信”? 因“信近於義”,義者相宜也。這“義”字上表現了中西文化的不同。 我們要注意“仁義”兩字,“仁”字,凡是博愛、慈愛都叫“仁”,世界各國文化,都有“仁”的同義字;但中國的“義”字,英文、法文、德文,任何一國文字中都沒有同義的字。 只有中國文化中才有的。 這個“義”字,有兩個解釋,儒家孔門的解釋講:“義者宜也”。 恰到好處謂之宜,就是禮的中和作用,如“時宜”就是這個意思。 另外一個解釋,就是墨子的精神——“俠義”,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中國人有這個性格,為朋友可以賣命,我們中國人這種性格,有時候比儒家的影響還要大,為了朋友,認為這條命該送給你,沒有關係,幫你的忙給了你,其他民族也有這種精神,可是沒有這種定義。 我們有這種文化,而且過去中下層社會普遍存在。 這很重要,尤其一個國家在變亂的時候更明顯,在抗戰期間就看到,老百姓為國家民族犧牲的精神,非常偉大,就是中國文化的表現。 有人說這是儒家孔孟思想影響的,並不盡然,其實是《三國演義》等等幾部小說教出來的。 所以中華民族能夠有忠義之氣,這是我們民族的特性,特別的長處,所以我們負責教育的,要留意這類問題。

這裡“信近於義”的“義”,與墨子的“義”字,有相同之處。 人為什麼守信? 答應的話,一定做到。 所以我們歷史上有著名“季布一諾千金”的故事。 《論語》中的子路也是這樣的人。 “言可複也”,守信的人,不可講空話,因為“言可複也”,講了話必須恢復。 什麼是“恢復”? 就是講了的話要“兌現”。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禮貌的當中要恭敬。 所謂恭,就是內心對事情的莊重認真,並不是看見人敬禮就是恭;雖然不敬禮,當朋友有困難的時候,那種無限關心的神態,不說出來就知道。 所以人恭敬不恭敬,表面態度雖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內心的事。 因此恭敬就是禮。 人與人為什麼要恭敬? “遠恥辱也”,免得招來無謂的恥辱。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因就是動機,中國文化:親親、仁民、愛物。 “因不失其親”,意思是人絕對無私是做不到的。 (這個問題,將來會討論到,中國文化中兩個觀念是由道家出來的,一個是大公無私,一個是絕對自私,兩種極端思想,對我們而言都做不到的。而儒家則主張有限的自私。)舉個例子,如果大家沒有衣服穿,我弄到了一件,先給我的父親穿,父親穿了給我穿,等自己多一件時,再給別人穿。 助人的心行,由近而遠,漸漸擴及他人。 “亦可宗”,像這個樣子,也可以宗仰。

這些都是講做學問的態度。 然後再引用孔子的話: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說明學問的道理,並不是只讀死書,而是注重現實人生中的作人處世。 孔子說生活不要太奢侈,“食無求飽”,尤其在艱難困苦中,不要有過分的、滿足奢侈的要求。 與《鄉黨篇》孔子自己生活的態度、作人的標準是相通的。 “居無求安”,住的地方,只要適當,能安貧樂道,不要貪求過分的安逸,貪求過分的享受。 這兩句話的意義,是不求物質生活的享受,而重視精神生命的昇華。 “敏於事而慎於言”,包括了一切責任、一切應該做的事,要敏捷——馬上做。 “慎於言”,不能亂說話。 “就有道而正焉”,這個“道”就是指學問、修養。 那麼哪裡叫“有道”呢? 古人的書本,書本上就是“有道”,從書本上去修正作人做事的道理,這個樣子就叫作好學。 可見《學而》一篇,並不是說讀書就是學問,前後好幾處,都是這樣證明的。


多才多藝的子貢

接下來講子貢。 我們特別留心這個人,上面也曾提到過,子貢在孔門弟子中,不但是學問家,也是外交家、政治家,以現代觀念來講,也是工商界的鉅子。

讀司馬遷的《史記》,就可以看見一篇東西——《貨殖列傳》,《史記》這部書,在中國歷史文化上,有了不起的價值。 《貨殖列傳》就是講商業家,講社會工商經濟發展的情形。 中國文化在過去始終是輕商的,所謂士、農、工、商,商人的階級,列在四民之末,為社會所輕視,而司馬遷特別提出商來,寫了這篇創作。 以後中國的歷史,才有《貨殖列傳》的精神,順便也記載一般經商者的事。 司馬遷當時寫《貨殖列傳》的動機,是認為工商社會的發展,是關係國家政治的命脈,不能不注意,可是當時不能如此明顯提倡,所以他寫了《貨殖列傳》。 其中還包涵許多褒貶的微詞。

司馬遷有很多東西是創作,像他又寫了《遊俠列傳》。 在過去,人們認為遊俠這一批人,作姦犯科——“老子拳頭大”,就是那麼回事。 司馬遷卻特別寫了《遊俠列傳》,他認為這些人在社會落伍的時候、動亂的時候,道德、道理、人情、法律都沒有辦法的時候,只有“老子拳頭大1一伸胳膊則沒有事了,才可解決問題,所以他覺得這種精神,非常可取,就寫了《遊俠列傳》。

《史記》這部書,研究起來很有趣,中國文化的許多精神,司馬遷都在《史記》上點出來了。

我們講子貢,牽涉到《史記》,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特別提到子貢這個人,非常了不起,乃至強調地說,孔子的學說思想,後來能夠流傳下來,端賴他的出力。

現在講到學問的修養,提到子貢一段非常重要的話: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告諸往而知來者。

這一段很值得注意的。 以前一直講學問,這一段則是描寫有一天子貢問孔子的故事。 有如電視上的一個短劇。

子貢說,老師! 人窮了,倒楣了,還是不諂媚,不拍馬屁,不低頭;發財了,得意了,還能夠對人不驕傲,何如? 這個“何如?”若演起戲來,導演一定教演員作得意狀。 子貢這個時候,似乎認為自己學問修養做到這個地步已經很不錯,很有心得了,心裡在想一定可以得到老師的欣賞,給一個一百分,至少九十分,所以他這“何如”用白話來說是:“老師!你看看我怎麼樣?”那種自肯的味道,完全在這“何如”兩個字上表現出來了。

我們都常聽說“得意忘形”,但是,據我個人幾十年的人生經驗,還要再加上一句話——“失意忘形”。 有人本來蠻好的,當他發財、得意的時候,事情都處理得很得當,見人也彬彬有禮;但是一旦失意之後,就連人也不願見,一副討厭相,自卑感,種種的煩惱都來了,人完全變了——失意忘形。 所以我就體會到孟子講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個人做學問,只要做到“貧賤不能移”一句話——能夠受得了寂寞,受得了平淡,所謂“唯大英雄能本色”,無論怎麼樣得意也是那個樣子,失意也是那個樣子,到沒有衣服穿,餓肚子仍是那個樣子,這是最高修養,達到這步修養太難了。 所以子貢講的“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的確是不容易,很難得。 可是孔子並沒有給他九十分,只是“可也”而已。 下面還有一個“但是”,但是什麼?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你做到窮了,失意了不向人低頭,不拍馬屁,認為自己就是那麼大,看不起人,其實滿肚子的不夠;或者你覺得某人好,自己差了,這樣還是有一種與人比較的心理,敵視心理,所以修養還是不夠的。 同樣的道理,你到了富而不驕,待人以禮,因為你覺得自己有錢有地位,非得以這種態度待人不可,這也不對,仍舊有優越感。 所以要做到真正的平凡,在任何位置上,在任何環境中,就是那麼平實,那麼平凡,才是對的。 所以孔子告訴子貢,像你所說的那樣,只是及格而已,還應該進一步,做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安貧樂道。 安貧就非常難,孔子在下面就有“君子,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的話。 所以有些朋友很了不起,很清高,聊天時常常問起:“你看我這個人怎麼樣?”我說:“我個人不完全同意你,你是很清高,不過有一點苟求清高。”一個人是應該清高的,但有人是苟求清高,或者為了標榜自己清高,因此只好忍痛犧牲。 那就大可不必,這就不平凡,不平凡不是真涵養的精神。 因此孔子告訴子貢,要安貧樂道,要平實,他說僅是做到不驕傲,不算好,還要進一步做到好禮,尊重別人和愛人。

富而好禮的方面,我們與工商界人士接觸就看得出來,社會上的有錢人,有的非常討厭,不學無術,一開口庸俗不堪,所以富有不一定好禮。好禮不一定僅僅講禮貌,而是在學問作人各方面隨時虛心求進。 假如一個真正富有的人,能夠不斷追求學問,不斷講究作人做事的道理,實在了不起。 有的人事業成功了以後,往往親朋間脫離了關係,這是遺憾的事。

講到這裡,再看下去,知道子貢是服了老師,孔子是了不起的,所以子貢提出了一句話來說:“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1這個詩是古代的詩,誰作的呢?前輩古人作的,當時流傳很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這八個字是引用古詩裡的原句。這詩是講做玉石的方法,如花蓮的玉石,最初是桌面大的一塊石頭,買來以後,先將它剖開,裡面也許能有幾百個戒指面,也許只有十個八個也說不定。做玉器的第一步,用鋸子弄開石頭叫剖,也就是切;找到了玉,又用銼子把石頭的部分銼去,就是第二步手術叫磋;玉磋出來了以後,再慢慢地把它雕琢,琢成戒指型、雞心型、手鐲型等一定的型式、器物,就是琢;然後又加上磨光,使這玉發出美麗奪目的光彩來,就是磨。切、磋、琢、磨,這就是譬喻教育。一個人天生下來,要接受教育,要慢慢從人生的經驗中,體會過來,學問進一步,工夫就越細,越到了後來,學問就越難,所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1這句話大有推崇孔子的意思,好像說:“做學問還要像玉一樣地切磋琢磨,我懂了。”那麼孔子答复他了,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賜是子貢的名字,孔子說你懂得這個道理,現在可以開始讀書了,也可以開始讀詩了,因為我剛剛提示了你一個道理,你自己就能夠另外推演出別的道理來。 這表示了一個人的天分高,拿現在的教育來說,是教了一個原則,其他就可以自己類推了。


詩的人生

不過這句話研究起來有一個問題,是詩的問題。 我們知道中國文化,在文學的境界上,有一個演變發展的程序,大體的情形,是所謂漢文、唐詩、宋詞、元曲、明小說,到了清朝,我認為是對聯,尤其像中興名將曾國藩、左宗棠這班人把對聯發展到了最高點。 我們中國幾千年文學形態的演變,大概是如此。

今天中午有位學者,談到很多人寫作的東西,他說過去看了一些作品,馬馬虎虎過得去,還不注意。 現在看一些作品可難了。 他這話是真的。 有些人有文學家的天才,隨便寫幾句,從筆調上一看,就知道他在文學上一定會有成就;也有的人力學一輩子,也不能變成文學家。 雖然寫文章寫得蠻好,但是他到不了那個程度,怎麼下工夫都無法突破他們自己的那一個極限,他的文章始終只是一個科學家的文章。 所以看科學的書,沒有辦法看得有趣味。 我曾經對學生說,你教化學的,如配合文學手法來教,會比較成功。 科學本身很枯燥,所以最好把它講得有趣味,比如對一個公式,先不要講公式,講別的有趣的;最後再說明這個有趣的事,跟某一公式的原理是一樣的,聽的人就可以貫通。 結果有幾個學生用這個方法教,的確很成功。 但現在中國文學正在劇變當中,還找不出一個法則來。

至於詩,過去我們讀書,沒有人不是在小學(不是現代的小學)就開始學詩的。 每一個人都會作詩,不過是不是一個詩人,是另一個問題。有人問為什麼我們對詩的教育這樣重視,這是個大問題。 下面第二篇《為政》裡就有一個要點,說明這個道理。 一般人通常認為,作詩就是無病呻吟,變成詩匠。 從前也有人打趣這種詩,所謂“關門閉戶掩柴扉”,關門就是閉戶,閉戶也是關門,掩柴扉還是關門。 平仄很對,韻腳也對,但是把它湊攏來,一點道理都沒有。 這就是無病呻吟,這樣的文學,實在有問題,都變成“關門閉戶掩柴扉”了。 過去還有一個笑話,在幾十年前,有一種所謂“廁所文學”。 在江南一帶,像茶館等公共場所的牆上,亂七八糟的字句,寫得很多。 這些字句,無以名之,有人就稱它為“廁所文學”。有人看了這些文字,實在看不下去了,也寫了一首詩,這首詩也代表了中國文化中文學的末流。 原句是:“從來未識詩人面,今識詩人丈八長,不是詩人長丈八,如何放屁在高牆?”這是當時批評“廁所文學”的滑稽之作,像這類衰敗的情形,我們現在看來很平常,但當時卻很嚴重。 所以當年國父不得不提倡革命。 那時文學、文化的問題,是非常嚴重。 那些無病呻吟的詩,衰敗的東西太多了! 像這一類含義的笑話,實在太多。 所以後來“五四運動”的時候,要打倒舊文化,固然打錯了,可是這個錯誤的實在,也不能完全由當時動手打的人擔負起來。 這個錯誤是在那個時代,歷史的包袱給他們的壓力而造成的。

這裡孔子對子貢說的話,點出了“詩”的道理是什麼,作詩學詩的人,並不光是想當一個詩人,否則當詩人就要被罵“如何放屁在高牆”。 所以詩的目的,並不是專搞文學,其中所含的道理非常重要。 關於詩的文化,孔子在下一篇說了,在這裡他告訴子貢,讀了詩,並不是教你變成一個酸溜溜的書呆子,一定要“告諸往而知來者”。 豈但作詩,我們讀歷史也是一樣,我們為什麼讀歷史? 現在大學裡的歷史系、歷史研究所的研讀歷史,雖然拿到好成績,但對作人做事,一點用處都沒有。 我們中國人過去讀歷史,主張要學以致用,它的精神就是“告諸往而知來者”,懂了過去就要知道未來,這也就是詩的精神。

到了最後,是這一篇的結論了。 大家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來,《論語》第一篇《學而》篇的開始:“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你看這一篇文章又是怎麼作結論? 恰恰好頭尾相顧。 最後一句怎麼說呢?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這是《學而》這一篇的精神所繫。 他說一個人不怕人家不了解你,最怕你自己不了解別人。 這就歸結了那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大概人們都有的一個通病,就是總覺得自己了不起,往往我們說錯一句話,臉紅了;但三秒鐘以後,臉不紅了,自己馬上在心裡頭找出很多的理由來支持自己的錯誤,認為自己完全對,再過個把鐘頭,越看自己越對。 人,就是這樣,所以人總怪人家不了解自己,而對於自己是不是了解別人這個問題,就不去考慮了。 所以《學而》這一篇的宗旨,最後的一點,以本篇第一節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為重點。 這個結論的重點就是你為什麼在心中怨恨? 不要怕人家不了解你,最重要的是你是否了解別人。 於是這一篇作學問的目的,到這裡得到結論,整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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