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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別裁【為政第二】

為政第二


南懷瑾--論語別裁




第一篇《學而》是講個人作學問的內在修養,接著下來第二篇《為政》則是講學問的外用。孔子不談政治

不過提到為政,有一點要注意:我們常發現在一些著作中,許多人認為《為政》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或者用現代的語彙來說,稱之為“政治哲學”。 在我個人研究的結果,認為這個說法是不對的。 孔子很少提到完整觀念的“政治”,孔子只說“為政”,這點我們要特別注意。 站在學術的立場,態度要非常嚴謹。 我們常說一句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服真理。”作學問的立場,就是“在學術面前,態度要非常嚴謹,服從真理。”孔子只講“為政”,不談政治;“政治”如國父所說的:“管理眾人的事。”孔子所提的“為政”是教化,教化是中國文化的名詞,不能看成是教育。 教是教育,化是感化,但過去又不叫作感化,而叫作風化。 為政的意義包括了教化。 這個重點我們必須把握祝因此第二篇《為政》,也是談到學問外用的道理。


大政治家的風範

子曰:為政以德,其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即“拱”。 這幾句話,表面上看來,非常容易懂。 孔子提出來,為政最重要是“德”。 說到這裡,我們要注意,春秋戰國時代,“道德”兩個字,是很少連篇來用的,那個時候,道是道,德是德;魏晉南北朝以後,到唐宋之間,才把這兩個字連起來,變成一個名詞為“道德”;到現在年輕人一提到道德,都當成討厭的名詞。 這是文化思想的演變。 所以我們要知道,秦漢以前,德是德;而“道”與“天”,在當時可說是最麻煩、最難於界說的兩個字,同樣的有無窮意義。 有時候“道”字,是形而上的那個本體的代表;有時候是道路之道,有時候是原則或法則,像《孫子兵法》:“兵者詭道也。”這個道就是法則的意思;有時候又是道德的代表。 “天”字也是這樣,包含有四五個意義之多。 在同一本書,甚至在同一句裡,前後的道字,所代表的意義就不同。 這個好像是中國文化的毛病,其實也是長處,尤其在古代印刷術還沒有發明,一個觀念用一個字來代表,用刀刻到竹簡上,在當時就足以完全表達。

再說到這個“德”字的意義,過去“德”是表示好行為的成果和作用。 古時人解釋“德者得也”。 因此我們了解孔子講的“為政以德”,是好行為的成果,也和後世講的“道德”意義差不多。 如果不作深入研究,一般在學校裡,就告訴學生,這裡的“德”就是“道德”,因為學生不到相當的程度,老師也無法多搬古董來為他們作詳細解說。 孔子為什麼提出這個“德”字,這是第一個問題。


星辰知多少

第二個問題說到“北辰”。 我們中國文化發達得最早的是天文。 過去我們把天體分成二十八宿和三垣——紫微、少微、太微,類似於我們現在講天文的經緯度。 經緯度是西方的劃分法。 曾經有位天文學家主張,我們自己重新劃過,不照西方的度數劃,如格林威治時間是英國人劃的,與我們不相干。 我們為什麼不講自己的中原時間,或以台灣作中心,把經緯度再劃過呢? 而事實上,我們過去是劃分過的。 天體的分度為三垣、二十八宿,就是把天體星座的範圍,劃分二十八個部分。 為什麼叫“宿”呢? 這是指每天太陽從西方落下去的時候,東方天上是哪一個星座出來,這星座就是“宿”。 這齣來的星座,每個月不同,每半個月不同,每七天不同,所以分作二十八宿,又分為十二辰,作為時間與天體的關係。 過去發現了北斗七星,就是現在西方人所指大小熊星座之際。 在夏天我們可以看到一條銀河,在銀河的北面,那七顆最亮的星就是北斗星,這七顆星連起來,像舀水的瓢,古時叫“鬥”。 現在的天文學,也沒有離開我們老祖宗那個原則。 整個天體那許多星星,都是以北極星作為中樞,眾星拱衛著它,每到晚上,北斗七星的斗柄前方,一定有兩顆最亮的星,名招搖二星,它的光最為閃爍,很容易看見。 春天北斗星一定指著東方的寅宮。 過去做大將的,要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無所不通,才能帶兵。 因為天文在軍事上非常重要,就拿行軍來說,如夜間迷了路,即觀星斗,不藉儀器,就可辨別出方向來。 我國過去這一套文化是很普遍的,現在對於固有的“天文學”,我們反而一點認識都沒有了。 對於老祖宗傳下來的這些東西,我們不能不注意,一定要把它撿回來。

一年四季,天體星座的移動,好像聽北斗星的指揮,跟著它,繞著它轉動。 不但一年四季,每個月北斗星所指的方向都不同,整個天體隨時在運轉。 每天十二個時辰,北斗星的方向也在變動,而且這是幾千萬億年,固定的一種變動,不能錯亂,事實上它也決不會錯亂。

對於“北辰”我們了解了,那麼孔子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為政以德”,內心有道,表現在外的行為就無懈可擊。 譬如北辰,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作風,以道德的感化,你在那裡本身不要動,只要發號施令,下面的人就像滿天無數的星座,都會跟著你的方向動。


劉備上了曹操的當

在軍事思想上,大家都知道“萬眾一心”以及“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兩句。 大家對它的解釋也各有不同的見解。 有的人解釋成“千萬雄師千萬心”,那就不太好了,最好的主帥在這情形下也沒有辦法,這就是思想問題,思想一定要集中。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岳飛所提出的。 現在我們如果解釋為主帥心計的變通,所謂“山人自有妙計”,那就更糟了。 我們研究起來,岳飛這句“存乎一心”的“一心”,就是“萬眾一心”的意思比較恰當。 那麼“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就是這個道理。

其次,我們知道,儒道兩家的思想,在秦漢以前並不分家。 大家都知道,老莊道家的思想講“無為而治”,有些講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的人,都解釋為在上面領導的人,什麼都不管,就是“無為而治”。 這完全搞錯了,道家沒有這個說法,是“無為無不為”。 所謂“無為而治”是製其機先,看起來是沒有事。 譬如說,一個領導的人,一個主持的人,對任何一個方法,一開始你就要先透析它的流弊,毛病出在哪裡,先找到病源,把它疏通了,再不會出毛病,然後才能無為而無所不為。

講到這裡,說一個笑話,當年抗戰期間,有一個朋友在一個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當保安副司令,他差不多天天都在外面剿匪,我問他:“你們地方上哪來這麼多土匪?”他怪我一天到晚留心天下大事,連鵝毛扇都不去拿,不會當軍師。 我問他這話是什麼意思。 他說:“如果把土匪都剿完了,我們怎麼辦?”我說你們原來是這樣幹的。 他說:“不是我們要這樣幹,是鄰縣要這樣幹,把土匪趕來趕去,剿的次數多,功勞多,他們要這樣幹,那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也有人說劉備是曹操培養出來的,假如他不培養一個劉備,就不能挾天子以令諸侯了。

天下事原來如此。 現在講這樣壞的一個故事,以解釋這個道理——這種無為而治,實在是太不道德。 我們在政治學上,軍事學上的政治思想中,都看得出來,所謂“為大將者無赫赫之功”,這句話在軍事思想上的意義,是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 只要大將在那裡,敵人就怕了,不敢動了,仗就打不起來了。 這當然是了不起的。 假如是一個普通人有赫赫之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所謂無為的道理,大致的要點也在此,孔子講道德的政治,就是這一個道理。

為什麼孔子老是提到這一類的東西呢? 古人對中國歷史研究的方法,有一句話叫“經史合參”。 什麼叫經呢? 就是常道,就是永恆不變的大原則,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這個原則是不會變動的。 但不是我們能規定它不准變動,而是它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稱為“經”。 而“史”是記載這個原則之下的時代的變動、社會的變遷。 我們要懂得經,必須要懂得史。 拿歷史每個時代、每個社會來配合。 這樣研究經史,才有意義。 譬如孔子說的“為政以德”,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一則刻板的教條。 其實不是的。 我們讀歷史就知道,孔子出生的那個時代,我們後世矨它為“春秋時代”,就是西周與東周之間的時代,孔子寫了一本書叫作《春秋》,後來“春秋”成了歷史的代名詞。 在孔子前後,有人寫了歷史,都稱春秋。 中國文化中為什麼把歷史稱為“春秋”而不稱為“冬夏”呢? 照理冷就是冷,熱就是熱,稱冬夏也無不可。 有人說因為春秋第一句話“春王正月”——後世把“春王正月”讀成一句話,是讀錯了。 所以我們再三講,讀古書要注意的,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紙筆,文字要用刀刻在竹簡上,很艱難,所以往往一個字就代表了一個複雜的意義。 這個“春”是春季;“王”是中央政府,是周朝;“正月”是周朝所行月令的正月;而成為“春王正月”——以此來解釋歷史所以稱作春秋的原因,這是不對的。

剛才提到,中國文化發展得最早的是科學,而科學中最先發展的是天文,講世界科學史,乃至講科學,一定先研究天文。 要講天文,則中國的天文,在三千年以前就發達了。 在全世界而言,是一馬當先的。 講天文又必須講數學,而中國的數學,六千年以前,也很發達。 這方面等將來有機會談到《易經》的時候,再討論它。

中國的文化是自天文來的——我們知道一年四季的氣候是不平均的,冬天太冷,夏天太熱。 講晝夜,白晝在冬天太短,在夏天太長,都不平均。 只有春天二月間和秋天八月間,“春分”“秋分”兩個節氣,就是在經緯度上,太陽剛剛走到赤道中間的時刻,白晝黑夜一樣長,氣候不冷不熱很溫和,所以稱歷史為春秋。 這就是中國的歷史學家,認為在這一個時代當中,社會、政治的好或不好,放在這個像春分秋分一樣平衡的天氣上來批判。 拿現在的觀念來說,稱一下你夠不夠分量,你當了多少年皇帝,對得起國家嗎? 你做了多少年官? 對得起老百姓嗎? 都替你稱一稱。 歷史叫作“春秋”就是這個道理。


從颱風了解人生

我們看了《春秋》,看了春秋戰國時候的歷史,孔子在《易經》的《系傳》上說:“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當孔子寫《易經·系傳》的時候,正是春秋時期動亂的時候。 但是孔子認為“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一天所形成的。 道家的莊子說:“颶風起于萍末”,颶風就是現在廣東話、福建話所講的颱風,現在西方人用中國語音譯過去,也叫颱風。 我們看到颱風的力量這麼猛烈,但它在水面上初起的時候,只見到水面上的一葉浮萍,稍稍動一下,緊接著水面上一股氣流冒上來,慢慢大了,變成颱風。 道家這句話是說,個人也好,家庭也好,社會、國家、天下事都是一樣,如果小事不在乎,則大問題都出在小事上。 “颶風起于萍末”,大風暴是從一個小風波來的。 所以孔子在《易經》中說的上面那一段話,說明天下事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幾乎沒有偶然。 平常聽人說:“這個機會很偶然”,實際上沒有偶然的事情。

以中國文化《易經》的道理來說,認為天地間的事都有原因,有很多因素的。 譬如有人撿到一塊錢,“這多麼偶然1但仔細分析,一點不偶然,它的前因是什麼?因為他走出門來了,如果沒有走出門這個前因,就不會有撿到一塊錢的後果。或者說,坐在家裡就掉下一塊錢來了,這該是偶然了吧?但是因為他坐在家裡,這塊錢掉下來他才撿得到呀!假如他出門不坐在家裡,掉下來的錢,也不會是他的了,所以坐在家裡不出去,也是得到這塊錢的前因。因此這些都是因素,“其所由來者,漸矣。 ”都是慢慢轉變來的。《易經》告訴我們,天下的事,沒有突變的,只有我們智慧不及的時候,才會看到某件事是突變的,其實早有一個前因潛伏在那裡。我們懂了《易經》這幾句話,孔子著《春秋》,正是趕上那個時代,他所以那麼偏重教化,正是在那三四百年當中,社會風氣亂得不得了。我們不妨引用下面幾個人的話,就可以知道春秋時代亂到什麼程度。

司馬光說:“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指趙、魏、韓三家分晉),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分不得守,而並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1

又說:“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滅,生民之類,糜滅幾盡,其不哀哉。”

顧亭林說:“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邦無完交,士無完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得始皇之並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1

從上面的記載,說明了春秋戰國當時社會之亂,變亂是不得了的。 當時,大家重視權利的鬥爭,社會秩序很亂,文化衰敗,孔子麵對這個動亂,非常擔憂,因此他說為政,權力是沒有用的,唯“德”而已。


聖人也勢利嗎?

講到“德”,第三個觀念來了,我們看中國歷史,儒家思想為什麼對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樣推崇? 以前我有一個老朋友,他比我大幾十歲,是我的忘年交,四川人,自稱為“厚黑教主”的李宗吾,此人當系大家都知道的。 他本人道德非常好,就喜歡故意罵人,我勸他少罵人一點,不要提倡厚黑學,我說人性本來就是那麼一回事,臉厚心黑,但還用一張幕掩蓋起來的,為什麼一定要把它揭開來呢? 他說:“揭開嗎?你搞錯了,我是拉開壞的一幕,教人看後面真的。”李宗吾對歷史非常懷疑,他說聖人靠不住,為什麼專推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成功的人? 不成功的就沒有聖人嗎? 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叫“對聖人的懷疑”。 這位老兄,專寫反面文章,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說:“老弟,你不知道,我和愛因斯坦同年,我那位同年發明了相對論名聞世界了。我呢?當個厚黑教主還沒有當好,所以我非要調皮一下不可。 ”此人很妙,我認識他時,他已六十多歲,整天不吃飯,老喝酒,喝酒就飽。 精神、道德都很好。

講到這裡,再回頭講正題,孔子為什麼推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等? 第一,有道德思想,沒有德業的成果,只能說他有道,不見得有德。 有道德的思想,又有德業的成果,道與德配合,才叫“道德”。

歷史上,道家、儒家都提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因為那時談到“為政”,講究“德”字,到秦漢以後,只講事功,所謂“三王之治在道德,五霸之志在事功。”王、霸之不同在於此,等而下之,連霸業都談不上,連事功都沒有,光是拿偷雞摸狗的手段竊國而已。

這幾句話雖然簡單,解釋起來,卻有一大堆的意思,我們把它整個了解了,就曉得它的價值了。


悠美的情歌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所以有人說《論語》要重新編排,他們看《論語》看到這裡就說:“講為政講得好好的,為什麼又突然講到文學上去,而講起詩來了呢?還不是編錯了,編亂了嗎?應該把它拿出來,照現在西方辦法,邏輯的整理一番。”我說:“邏輯?!大概是把它邏過一下,再輯一輯吧?”只好為他們的主張作如是解釋。 殊不知《論語》已經編得非常完整了。

為什麼在《為政》裡談這個問題。

“詩三百”,是指中國文學中的《詩經》,是孔子當時集中周朝以來數百年間,各個國家(各個地方單位)的勞人思婦的作品。 所謂勞人就是成年不在家,為社會、國家在外奔波,一生勞勞碌碌的人。 男女戀愛中,思想感情無法表達、蘊藏在心中的婦女,就是思婦。 勞人思婦必有所感慨。 各地方、各國家、各時代,每個人內心的思想感情,有時候是不可對人說,而用文字記下來,後來又慢慢的流傳開了。 孔子把許多資料收集起來,因為它代表了人的思想,可以從中知道社會的趨勢到了什麼程度,為什麼人們要發牢騷? “其所由來者漸矣1總有個原因的。這個原因要找也不簡單,所以孔子把詩集中起來,其中有的可以流傳,有的不能流傳,必須刪掉,所以叫做刪詩書,定禮樂。他把中國文化,集中其大成,作一個編輯的工作。對於詩的部分,上下幾百年,地區包括那麼廣,他集中了以後,刪除了一部分,精選編出來代表作品三百篇,就是現在流傳下來的《詩經》。

讀《詩經》的第一篇,大家都知道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拿現在青年的口語來講,“追1追女人的詩。或者說,孔子為什麼這樣無聊,把台北市西門町追女人那樣的詩都拿出來,就像現在流行的戀愛歌“給我一杯愛的咖啡”什麼的,這“一杯咖啡”實在不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來得曲折、含蓄。由此我們看到孔子的思想,不是我們想像中的迂夫子。上次提到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人一定要吃飯,一定要男女追求,不過不能亂,要有限度,要有禮制。所以他認為正規的男女之愛,並不妨害風化,這也叫“為政”,正規的。那麼他把文王——周朝所領導的帝王國度中,男女相愛的詩列作第一篇,為什麼呢?人生:飲食男女。形而下的開始,就是這個樣子。人一生下來就是要吃,長大了男人要女人,女人要男人,除了這個以外,幾乎沒有大事。所以西方文化某些性心理學的觀念,強調世界進步,乃至整部人類歷史,都是性心理推動的。

《詩經》歸納起來,有兩種分類——“風、雅、頌”、“賦、比、興”。 什麼叫“風”? 就是地方性的,譬如說法國的文學是法國的文風,法國文風代表法國人的思想、情感,所以《詩經》有《鄭風》、《魯風》、《齊風》等等。 “雅”以現代用詞來講,是合於音樂、文學的標準,文學化的、藝術化的,但有時候也不一定文學化、藝術化。 “頌”就是社會、政府公事化的文學叫“頌”。

作品另三種型態,一種是“賦”,就是直接的述說。 其次是“比”,如看見下大雪,想起北國的家鄉來,像李太白的詩:“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因這個感觸聯想到那個,就叫“比”。 “興”是情緒,高興的事自己自由發揮;悲哀的事也自由發揮;最有名的,像大家熟悉的文天祥《過零丁洋》七律詩:“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吹絮,身世飄零雨打萍;皇恐灘頭說皇恐,零丁洋裡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也就是“興”。 他在挽救自己的國家,挽救那個時代,而遭遇敵人痛苦打擊的時候,無限的情感,無限的感慨。 這也就是真的牢騷,心裡鬱悶的發洩,就是“興”。


詩的偉大

孔子說我整理詩三百篇的宗旨在什麼地方? “一言以蔽之”——一句話,“思無邪”。 人不能沒有思想,只要是思想不走歪曲的路,引導走上正路就好,譬如男女之愛。 如果作學問的人,男女之愛都不能要,世界上沒有這種人。 我所接近的,社會上普遍各界的人不少,例如出家的和尚、尼姑、神父、修女,各色各樣都有,常常聽他們訴說內心的痛苦。 我跟他講,你是人,不是神,不是佛,人有人的問題,硬用思想把它切斷,是不可能的。 人活著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問題,沒有問題就不會思想,孔子的“思無邪”就是對此而言。 人的思想一定有問題,不經過文化的教育,不經過嚴正的教育,不會走上正道,所以他說整理詩三百篇的宗旨,就為了“思無邪”。

那麼為什麼把這個講文學境界的話,要放到《為政》篇來呢? 這不是次序亂了嗎? 一點都不亂,這就是“點題”了,就是把題目的中心抓住,先拿出來。

第一個點題:以現在的話來說,一切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只是思想問題。 只要使得思想純正,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我們知道,現在整個世界的動亂,是思想問題。 所以我在講哲學的時候,就說今天世界上沒有哲學家。 學校裡所謂的哲學,充其量不過是研究別人的哲學思想而已。 尤其是作論文的時候,蘇格拉底怎麼說,抄一節;孔子怎麼說,抄一節。 結果抄完了他們的哲學,自己什麼都沒有,這種哲學只是文憑! 世界上今天須要真正的思想,要融匯古今中外,真正產生一個思想。 可是,現在不止中國,這是個思想貧乏的時代,所以我們必鬚髮揮自己的文化。

第二個點題:牽涉到人的問題。

中國史上,凡是一個大政治家,都是大詩人、大文學家,我常和同學們說,過去人家說我們中國沒有哲學,現在知道中國不但有哲學,幾乎沒有人有資格去研究。 因為我們是文哲不分,中國的文學家就是哲學家,哲學家就是文學家,要了解中國哲學思想,必須把中國五千年所有的書都讀遍了。 西方的學問是專門的,心理學就是心理學,生理學就是生理學,過去中國人作學問要樣樣懂一點,中國書包括的內容這樣多,哪一本沒有哲學? 哪一樣不是哲學? 尤其文學更要懂了,甚至樣樣要懂,才能談哲學,中國哲學是如此難學。 譬如唐初有首詩,題名《春江花月夜》中有幾句說:“江上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與西方人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意思一樣,但到了中國人的手裡就高明了,在文字上有多美! 所以你不在文學裡找,就好像中國沒有哲學,在中國文學作品中一看,哲學多得很,譬如蘇東坡的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不是哲學問題嗎? 宇宙哪裡來的? 上帝今天晚上吃西餐還是吃中餐?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他問的這個問題,不是哲學問題嗎? 所以中國是文哲不分的。 此其一。

文史不分:中國歷史學家,都是大文學家,都是哲學家,所以司馬遷著的《史記》裡面的八書等等,到處是哲學,是集中國哲理之大成。 此其二。

文政不分: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唐代的詩為什麼那麼好,因為唐太宗的詩太好了,他提倡的。 明代的對聯爲什麼開始發展起來,朱元璋的對聯作得很不錯,他儘管不讀書,卻喜歡作對聯。 有個故事,朱元璋過年的時候,從宮裡出來,看見一家老百姓門前沒有對子,叫人問問這家老百姓是乾什麼的,為什麼門口沒有對子。 一問是閹豬的,不會作對聯。 於是朱元璋替他作了一副春聯:“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很好! 很切身份。 唐太宗詩好,大臣都是大文學家,如房玄齡、虞世南、魏徵每位的詩都很好。 為什麼他們沒有文名? 因為在歷史上,他們的功業蓋過了文學上的成就。 如果他們窮酸一輩子,就變文人了,文人總帶一點酒釀味,那些有功業的變成醇酒了。 其次,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詩很好,但文名被他的功業蓋過了。 所以中國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都是大文學家。 我們來一個老粗皇帝漢高祖,他也會來一個“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別人還作不出來呢! 不到那個位置,說不定作成:“颱風來了吹掉瓦,雨漏下來我的媽1所以大政治家一定要具備詩人的真摯情感。換句話說,如西方人所說,一個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備出世的精神——宗教家的精神。此其三。

第三個點題:中國人為什麼提倡詩和禮? 儒家何以對詩的教育看得這麼重要? 因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會工作的人,經常人與人之間有接觸、有痛苦、有煩惱。 尤篇中國人,拚命講究道德修養,修養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 我經常告訴同學們,英雄與聖賢的分別:“英雄能夠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聖賢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將自己的煩惱交給別人去挑起來,聖人自己挑盡了天下人的煩惱。”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希望每個人能完成聖賢的責任,才能成為偉大的政治家。 從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煩惱,西方人就付諸宗教;中國過去不專談宗教,人人有詩的修養,詩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麼無法化解的煩惱,自己作兩句詩,就發洩了,把情感發揮了。 同時詩的修養就是藝術的修養,一個為政的人,必須具備詩人的情感、詩人的修養。 我們看歷史就知道,過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將,退朝以後回到家中,拿起筆,字一寫,書一讀,詩一誦,把胸中所有的煩悶都解決了。 不像現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將或跳舞去了。 這種修養和以前的修養不同了,也差遠了。

由此我們已了解,孔子說《為政》的“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就是告訴我們為政的人,除了領導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對於自己的修養,更要有詩人的情操,才能溫柔敦厚,才能輕鬆愉快的為政。


窮哉法治

下面提出問題來了: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這個“道”是領導的導。 剛才我們提出來,說孔子講的為政,不是談政治,以現在觀念勉強說來,他講的是政治哲學,或說是政治的原理。 他說領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如果以政治體制來領導,再用法制來管理,“齊之以刑”,使大家不犯法,犯法就罰他。 但是用法制來管理人民,這樣一來“民免”,一般人會逃避,鑽法律的漏洞,而且他逃避了責任、法律及處罰,他還會自鳴得意,認為你奈何他不了,毫無羞恥心。 這和道家老子講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道理一樣,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

因此孔子又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假如以道德來領導,每個人都有道德的涵養,“齊之以禮”,以禮教化。 這就談到禮義精神了,大家能自動自發,如果做錯了,有那慚愧的心情,這樣做到人人有恥,不敢做不道德的事,不要等到法律制裁,自己就很難過,這就是有恥。到了這種情形,則“且格”,就達到了政治的目的。 所以他是主張用道德的政治、道德的感化,這就是儒家與法家的精神之不同了。 不過,中國的政治,向來是道家、儒家、法家合用的。


孔子的自剖

下面更有趣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這是孔子的自我報告,為什麼孔子在談到為政,要作自我報告呢? 孔子是七十二歲死的。 他用簡單幾句話,報告了自己一生的經歷,艱苦奮鬥的精神。 他的身世很可憐,父親去世的時候,他還有一個半殘廢的哥哥和一個姐姐,對家庭,他要挑起這擔子來,他的責任很重。 他說十五歲的時候,立志作學問,經過十五年,根據他豐富的經驗,以及人生的磨煉,到了三十歲而“立”。 立就是不動,作人做事處世的道理不變了,確定了,這個人生非走這個路子不可。 但是這時候還有懷疑,還有搖擺的現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歲,才不懷疑,但這是對形而下的學問人生而言。 還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歲,才“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是哲學的宇宙來源,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體範圍。 到了“六十而耳順”,這裡問題又來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麼問題不順,耳腔發炎嗎? 這句很難解釋,可能在當時漏刻了文字。 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個句讀。 如果照舊,“耳順”的道理就是說,自十五歲開始作人處世,學問修養,到了六十歲,好話壞話儘管人家去說,自己都聽得進去而毫不動心,不生氣,你罵我,我也聽得進去,心里平靜。 注意! 心里平靜不是死氣沉沉,是很活潑,很明確是非善惡,對好的人覺得可愛,對壞的人,更覺得要幫助改成好人,要這樣平靜,這個學問是很難的。 然後再加十年,才“從心所欲”。 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話:“不踰矩”。 我們上街去看看,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來吃,“從心所欲”嘛! 行嗎? 要“不踰矩”。 人與人之間要有一個範圍。 “從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過這個範圍,所以“不踰矩”,同時這句話也通於形而上的道理。 講到這裡,我們要研究孔子為什麼把幾十年所經歷作人、做事、做學問的經驗,要放在《為政》篇裡。 這經驗太重要了,本來為政就是須要人生的經驗。

在世界上有兩個東西是沒有辦法實驗的,就是政治和軍事。 這兩個東西,包羅萬象,變動不居。 從歷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政治,專制、君主、民主、集體,究竟哪樣好? 誰能下得了這個結論? 尤其現代的中國,幾十年來,西方的什麼思想文化,都搬到中國這個舞台上來玩過,結果如何呢? 所以為政的人是要了解人生,要有經驗,要多去體會。 因此孔子將自己的經驗講出來,編到《為政》這一篇,就是暗示一般從政者,本身的修養以及作人做事的艱難,並不簡單,要效法他這個精神,在工作上去體會、了解它,才把這一段編到《為政》中來。

從上面幾段,我們得到一個結論:不管是為政或做事,是要靠人生經驗的累積。 而人生經驗累積成什麼東西呢? 簡單的四個字——“人情世故”。

講到人情世故,中國人現在往往把這個名詞用反了,這是很壞的事。 如果說“這傢伙太世故了1便是罵人。尤其外國人批評中國人,幾年前在《中央日報》我就看到這樣的文章,說中國人甚麼都好,就是太重人情了。這裡一般年輕人的反應,認為這個外國人的文章寫得非常透徹,我說你們不要認為外國人在中國留學兩三年,就能懂中國文化,那你們都是乾什麼的?幾十年的飯是白吃了。中國文化一直在講人情,所謂“人情”,不是過年過節的時候,提著一隻火腿,前街送到後巷,左鄰送到右舍,在外面送來送去地轉了個把月,說不定又轉回來物歸原主了。這只是情禮的象徵,中國文化所講的“人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性情。人情這兩個字,現在解釋起來,包括了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行為科學等等學問都在內,也就是人與人之間融洽相處的感情。

“世故”就是透徹了解事物,懂得過去、現在、未來。 “故”就是事情,“世故”就是世界上這些事情,要懂得人,要懂得事,就叫做人情世故。 但現在反用了以後,所謂這傢伙太“世故”,就是“滑頭”的別名;“人情”則變成拍馬屁的代用詞了。 就這樣把中國文化完全搞錯了,尤其是外國人寫的更不對。

為政以“德”為本,再以學來培育“詩”的溫柔敦厚精神,是不是就具備了為政的條件了? 不然! 不然! 就好像一個軍人,把中外古今的軍事思想理論都翻遍了,但是連槍怎麼放都不會,二等兵上等兵是怎麼回事也不曉得,這等人充其量只能當個參謀,絕對不能帶兵上戰場的。 所以《論語》行文的氣勢,輕輕一轉,把孔子的簡略自傳編進來了。 也就是告訴我們,為政的道理就是要真正能多懂得人情世故。

我曾講過,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歸納起來,最簡單扼要的,不外中國的四個字——“安居樂業”。 所有政治的理想、理論,都沒超過這四個字的範圍;都不外是使人如何能安居,如何能樂業。 同時我們在鄉下也到處可以看到“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這八個字,現代一般人看來,是非常陳舊的老古董。 可是古今中外歷史上,如果能夠真正達到這八個字的境界,對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任何時代來說,無論是什麼政治理想都達到了。 而這些老古董,就是透徹了人情世故所產生的政治哲學思想。


車上的一課

接下來,根據我們全篇連貫起來的觀念,似乎有了問題了,因為下面接著是說: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樊遲禦,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如此一節,我們不要看宋儒這樣的一圈,就把它圈斷了;這是後人圈的,是不對的,上加一圈,下加一圈,結果就變成了教條。 其實它是連貫的,也就是前面“為政以德”的引伸發揮,把中國文化里面的孝道精神,擴充到待人處世上面,中國自古以來、大政治家的出入不苟的胸襟,就是根據這一點培養出來的。

現在我們先對文字作一了解,孟懿子不一定是孔子的學生,而是介於學生與朋友之間的關係,他是魯國的大夫。 當時的“大夫”,當然不是現代的醫生,而是一個相當高的官位。 勉強比,有如現在的內閣官員之流,通稱作“大夫”。 “大夫”是官階,不是官職。 中國這些官階職務,歷代都有變動的。 我們要了解中國歷代政治形態的變遷,必須讀“十通”或“三通”——通志、通獻、通考。 裡面不僅包括了中國政治制度的演變、官職的演變、一切的演變,乃至現代研究三民主義思想,國父為什麼採用了五權分立制度,都與“三通”、“十通”的文化有絕對的關係。 這是講到孟懿子的職位,順便提到的。

既然孟懿子是這樣一位人物,以當時孔子的立場來講,這一段問答,到底是孔子做魯國司寇以前,或以後說的,就很難考證了。 孔子當時在國際——諸侯間——的地位也很特殊,是一位突出人物。 所以孟懿子來問他什麼是孝,孔子只告訴他“不要違背”。 如果根據這句話來看,孔子講話非常滑頭。 不要違背什麼呢? 沒有下文。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答話,接下來,又是一幕短劇式的談話。 我們看《論語》,深入了,很有趣味,像看小說一樣,不必用那麼嚴肅的態度去看。

“樊遲禦”——樊遲是孔子的學生,名叫樊須,字子遲,小於孔子三十六歲,是年輕的一輩。 “禦”是駕車。 孟懿子剛剛來拜訪孔子,並請教什麼是孝道這個問題,孔子說“不要違背”,就只有這麼一句話。 等一會兒孔子出門了,因為請不起司機,都是學生來服務。 現在由年輕的樊遲來駕車子,不像現在的汽車,孔子那時坐的是馬車,駕馬車有一套專門技術,很不容易的。 那麼孔子坐進車廂了,樊遲坐在前面的駕駛台上,開動了車子,在途中,孔子坐在車廂中和學生談起話來了。 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是隨時隨地都在對學生施教的。

“子告之曰”是描寫孔子在車上特別告訴樊遲一件事:“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孟孫是孟懿子的號,因為他是當朝有相當地位的人,而且在當時政界來講,還算好的一個人,所以孔子對他相當尊敬,便只稱他的號。 孔子說,他問我什麼叫作孝,我答复他“無違”,不要違背。 “樊遲曰:何謂也。”從這一句話,我們看到那個畫面上,學生正在前面駕車,靜靜的,沒有開腔,而老師好像在自言自語的告訴他,剛才答复孟懿子問孝的經過,樊遲一聽,回過頭來說,老師,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跟我們現在的疑問一樣。 “無違”,不要違背,這是什麼意思?

於是孔子說,沒有什麼,很簡單。 “生,事之以禮。”這個“事”字是古人以下對上而說的。 孔子說,當父母活著的時候,我們要孝敬他——“事之以禮”。 怎麼叫以“禮”事之呢? 很難說了,這個禮不是說見到父母行個禮就叫孝。 禮是包括生活上的照應、愛護。 (這一切道理,將來我們還有專門講“禮”的機會,在這裡暫不詳述。)又說:“死,葬之以禮。”所以禮是中國文化中很重要的一個基本概念,看到這個禮字,絕不能作狹義的禮貌解釋。 去世以後則“祭之以禮”。 我們研究這一段,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又把這一段問答記到《論語》裡,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對為政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把這些問題先放在一邊,再看下一段,然後綜合起來作研究。

下面跟著記載的,是孟武伯問孝。

孟武伯問孝。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孟武伯是何許人也? 就是剛才所講的孟懿子的兒子,他是“世家公子”。 這又牽涉到什麼是“世家”,古代的製度,和現代兩樣,尤其在春秋時代,與印度、歐洲古代又不相同。 所謂“世家”就是作官的,子子孫孫都有這個官作,不過是長子繼承這個官位,即所謂的封建時代。 但是與歐洲的封建不同,不是永久的,誰家不好,就被除掉。 在中國這樣傳下來的家庭叫“世家”,長子有繼承權,第二以及第三、四、五個孩子都是另外在一邊了。 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兒子,是正統的世家公子。 父親剛剛問了孝道,(當然不是同一天的事,不過編書的人——孔子的學生們,硬要把它編在一起。)兒子孟武伯也來問孝,孔子的答复,和答复他父親的是兩樣的。

孔子說:“父母唯其疾之憂。”這句話就是說父母看到孩子生病了,那種憂愁、擔心,多麼深刻,你要去體會這種心境。

孔子這個答復有多妙! 這句話,我們要這樣說,這個問題只有自己做了父母的人才真能體會出來。 這種情形是,自己要上班,家裡錢又不夠,小孩病了,坐在辦公室裡,又著急,又出汗,又不敢走開,可是心裡記掛著。 這種心境就是“父母唯其疾之憂”。 孔子對孟武伯就是說,對父母能付出當自己孩子生病的時候,那種程度的關心,才是孝道。


以孝治天下

這兩段話都是大問題,現在我們轉回來談第一點。 我們知道中國文化經常講孝道,尤其儒家更講孝道。 把四書五經編輯起來,加上《孝經》、《爾雅》等,匯成一系列的總書叫十三經。 《孝經》是孔子學生曾子著的,我們要研究孝道,就必須看孔子思想系統下的這部《孝經》,《孝經》中說什麼樣子才是孝呢? 不單是對父母要孝,還要擴而充之大孝於天下,愛天下人,謂之大孝。 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來為政,也就是我們所講公務員是人民公起的道理一樣的,所以後來發展下來,唐宋以後的論調:“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一個人真能愛父母、愛家庭、愛社會,也一定是忠臣。 因為忠臣是一種情愛的發揮。 假使沒有基本的愛心,你說他還會對國家民族盡忠嗎? 這大有問題。 關於忠字有一點,是古人講的:“慷慨捐身易,從容就義難。”慷慨赴死是比較容易的,等於西門町太保打架,打起來,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脾氣來了,真是勇敢,視死如歸;假如給他五分鐘時間去想想看該不該死,這就要考慮了,“從容”——慢慢的來,看他願不願意死,這就很難說了。 所以說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要有真感情,真認識的人,才能夠盡忠。

因此,孔子答复孟懿子的話不同,孟懿子是從政的人,孔子相當尊敬他,答話就比較含蓄,只說:“不要違背”,不要違背什麼呢? 不違背天下人的意思,必須大孝於天下,就是這個道理。 他知道這樣的答复孟懿子也不一定懂,這種說法,土話名之為“歇後語”、“隱語”,像“外甥打燈籠——照舊(舅)”,“瞎子吃湯糰——肚裡有數。 ”都是“歇後語”。 講了半天,後面的意思要人猜的。 他為什麼這樣答复? 意思是說,你孟懿子的身份不同,既然是從政的人,對天下人要負公道的責任,視天下人如父母,那才是真孝,這是大臣的風度。 所以“無違”,就是不可違反人心。

他也知道孟懿子未必懂,所以與樊遲的一段師生對白是“打丫頭罵小姐”的用意,知道樊遲也一定不懂,不懂讓他不懂,慢慢去傳話,作間接的教育,所以等學生駕車時有這段對白。 這種間接的教育,比直接的教育更有效。 個人的孝道,能做到對樊遲所講的,是了不起的孝子;對國家大事,能夠做到“無違”就是了不起的大臣。

但是他對孟武伯這位世家公子的問孝,答复就大不同了,他說孝道很簡單,你只要想到當你病的時候,你的父母那種著急的程度,你就懂得孝了。 以個人而言——所謂孝是對父母愛心的回報,你只要記得自己出了事情,父母那麼著急,而以同樣的心情對父母,就是孝;換句話說,你孟武伯是世家公子,將來一定會當政的。 我們讀歷史曉得一句話,就是最怕世家公子當政“不知民間之疾苦”。 所以為政的道理,要知道民間疾苦,曉得中、下層社會老百姓的苦痛在那裡。 所以愛天下人,就要知道天下人的疾苦,如父母了解子女一樣,你將來從政,必須記住這個道理。 這兩段穿插在《為政》篇中,用得很妙。

當然,世家公子不知民間之疾苦,往往是失敗的,我們看到晉惠帝當天下大荒年的時候,太監對他講大家沒有飯吃,他說:“何不食肉糜?”他就不知道連飯都吃不上,哪裡吃得到比飯更不容易的肉糜。 這就是不知道民間之疾苦。 我們也可以從歷史上得到一個結論,凡是創業的帝王,都了不起,兩三代以後的皇帝“長於深宮寺人女子之手”,連米從哪棵“樹”上長出來都不知道的這一類皇帝,我代他創造了一個名稱,叫他們為“職業皇帝”,他天生的一定當皇帝。 這些“職業皇帝”往往犯一個心理毛勃—自卑感,他們非常自卑。 所以歷史上“職業皇帝”非常糟糕,對於文臣,反感他學問比自己好,對於武將,他也要反感,覺得武功不如人,所以“職業皇帝”往往是做出殺戮重臣、罷黜能臣等等莫名其妙的事,注定了他的失敗。

同樣的,除了帝王政治以外,我們做任何一個主管,對於大小事情都應該知道,尤其對於下層的事務,更是不能馬虎。

然後,我們要討論到一個孝道的大問題。 中國文化,對於家庭教育來講,素來就有以“忠孝傳家”相標榜的,可見中國文化把孝道看得嚴重,這個我們就要先懂得中國整個的歷史文化了。 中國這個民族,這個國家,與歐美各國都不同。 所以這幾天,幾個在外國留學返國的學生來看我,大談歐美情形,一位在德國念了博士以後,現在又學精神分析的學生說,在外國看了這麼多年,結果證明我幾年前告訴他們的話沒有錯。 我告訴他們,研究西方文化,不要只以美國為對象,美國立國還不到兩百年,談不上什麼,要從整個歐洲去看;而研究歐洲文化,必須研究希臘文化,從雅典、斯巴達兩千多年以前開始。 同時要知道西方文化與我們有基本的不同,中國這個國家,因為地理環境影響,能夠“以農立國”,歐洲做不到,尤其希臘做不到,他們要生存,必鬚髮展商業。 過去歐洲的歷史,在海上的所謂商業,看得見就是做生意,看不見時就做海盜,所以十六世紀以前,西方缺乏財富,窮得一塌糊塗。 十六世紀以後,搶印度、騙中國,黃金才流到西方去,所謂西方文化、經濟發展等等,原先都是這樣來的。

我們了解西方文化以後,再回頭來看中國,中國以農立國,有一個文化精神與西方根本不同,那就是中國的宗法社會。 三代以後,由宗法社會,才產生了周代的封建。 一般講的封建,是西方型的封建,不是中國的封建,把中國封建的形態,與西方文化封建的奴隸制度擺在一起,對比一下,就看出來完全是兩回事,完全搞錯了。 中國的封建,是由宗法形成的。 因為宗法的社會,孝道的精神,在周以前就建立了,秦漢以後,又由宗法的社會變成家族的社會,也是宗法社會的一個形態,那麼家族的孝道,把範圍縮小了,但精神是一貫的。 這個孝字,也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是人情世故的擴充,把中國這個孝字,在政治上提倡實行而蔚為風氣,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是在西漢以後,魏晉時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 我們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臥冰,他就是晉朝的大臣。 晉朝以後,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下來,都是“以孝治天下”。 我們看歷朝大臣,凡是為國家大問題,或是為愛護老百姓的問題,所提供的奏議,很多都有“聖朝以孝治天下”的話,先拿這個大帽子給皇帝頭上一戴,然後該“如何如何”提出建議,這是我們看到中國文化提倡孝的好處、優點。

但是天下事談到政治就可怕了,我們關起門來研究,也有人利用孝道作為統治的手段。 誰做了呢? 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


康麻子的教孝教忠

我們看歷史,經常可以看到有個因果律,如清朝,孤兒寡婦率領三百萬人,入了中原,統治了四萬萬人,最後清朝完了,又仍然是孤兒寡婦,夾了一個皮包,回到關外去了。 一部歷史,怎麼樣開始,就是怎麼樣結束,好像呆板的。 古今中外的歷史,也幾乎完全是跟著循環往復的因果律在演變。 清朝孤兒寡婦入關以後,順治很年輕就死掉了,不過這是清朝一個大疑案,有一說順治沒有死,出家去了,這是清人歷史上不能解決的幾大疑案之一。 接著康熙以八歲的小孩當皇帝。 到十四歲,正式親政。 老實講,那時候如果是平庸之輩,要統治這樣龐大的四萬萬人的中國,是沒有辦法的,但這個十四歲的小孩很厲害,康麻子——康熙臉上有幾顆麻子的— —十四歲開始統治了中國幾十年,(康熙八歲當皇帝,十四歲親政,六十九歲去世,在位六十一年。)清朝天下在他手里安定下來。 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中,反清復明的人太多了,如顧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這一班人都是不投降的,尤其是思想上、學說上所作反清復明的工作,實在太可怕了。 結果呢? 康麻子利用中國的“孝”字,虛晃一招,便使反清的種子一直過了兩百年才發芽。 清兵入關,有三部必讀的書籍,哪三部書呢? 滿人的兵法權謀,學的是《三國演義》,還不是《三國志》,在當時幾乎王公大臣都讀《三國演義》。 第二部不是公開讀的,是在背地裡讀的——是《老子》,當時康熙有一本特別版本的《老子》,現在已經問世,註解上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但當時每一個清朝官員,都要熟讀《老子》,揣摩政治哲學。 另一部書是《孝經》。 但表面上仍然是尊孔。 說到這裡,諸位讀歷史,可以和漢朝“文景之治”作一比較,“文景之治”的政治藍本,歷史上只用八個字說明——“內用黃老,外示儒術。”這麼一來,康熙就提倡孝道,編了一本語錄——《聖諭》,後來叫《聖諭寶訓》或《聖諭廣訓》,拿到地方政治基層組織中去宣傳。 以前地方政治有什麼組織呢? 就是宗法社會中的祠堂,祠堂中有族長、鄉長,都是年高德劭,學問好,在地方上有聲望的人。 每月的初一、十五,一定要把族人集中在祠堂中,宣講聖諭,聖諭中所講都是一條條作人、做事的道理,把儒家的思想用進了,尤其提倡孝道。 進一步分析,康熙深懂得孝這個精神而加以反面的運用。 要知道康熙把每一個青年訓練得都聽父母的話,那麼又有哪一個老頭子、老太太肯要兒子去做殺頭造反的事呢? 所以康熙用了反面,用得非常高明。 此其一。

其二:當時在陝西的李二曲,和顧亭林一樣,是不投降的知識分子,他講學於關中,所以後來顧亭林這班人,經常往陝西跑,組織反清復明的地下工作。 康熙明明知道,他反而徵召李二曲作官,當然李二曲是不會去作的。 後來康熙到五台山並巡察陝西的時候,又特別命令陝西的督撫,表示尊崇李二曲先生為當代大儒,是當代聖人,一定要親自去拜訪李二曲。 當然,李二曲也知道這是康熙下的最後一著棋,所以李二曲稱病,表示無法接駕。 哪裡知道康熙說沒有關係,還是到了李二曲講學的那個鄰境,甚至說要到李家去探玻這一下可逼住了李二曲了,如果康熙到了家中來,李二曲只要向他磕一個頭,就算投降了,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民族氣節問題;所以李二曲只好表示有病,於是躺到床上,“脖得爬不起來。但是康熙到了李二曲的近境,陝西督撫以下的一大堆官員,都跟在皇帝的後面,準備去看李二曲的玻康熙先打聽一下,說李二曲實在有病,同時,李二曲也只好打發自己的兒子去看一下康熙,敷衍一下。而康熙很高明,也不勉強去李家了。否則,他一定到李家,李二曲罵他一頓的話,則非殺李二曲不可。殺了,引起民族的反感;不殺,又有失皇帝的尊嚴,下不了台,所以也就不去了。安慰李二曲的兒子一番,要他善為轉達他的意思,又交待地方官,要妥為照顧李二曲。還對他們說,自己因為作了皇帝,不能不回京去處理朝政,地方官朝夕可向李二曲學習,實在很有福氣。康熙的這一番運用,就是把中國文化好的一面,用到他的權術上去了。可是實在令人感慨的事,是後世的人,不把這些罪過歸到他的權術上,反而都推到孔孟身上去,所以孔家店被打倒,孔子的挨罵,都太冤枉了。

實在講,孝道的精神絕對是對的,要說它對的理由,很多很多,現在是講《論語》,不在本題外說得太多,只在這裡提一下,就可以了解“孝”可以治天下。 由各人的孝父母,擴而充之愛天下人,就是孝的精神。 這個精神的更深處,我們再看一下《孝經》,就了解了。


晚娘面孔難為人

再下來是:

子遊問孝。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子遊是孔子的弟子,姓言,名偃,子遊是字,少孔子四十五歲。 他問孝,孔子講解很明白,他說現在的人不懂孝,以為只要能夠養活爸爸媽媽,有飯給他們吃,像現在一樣,每個月寄五十或一百元美金給父母享受享受,就是孝了。 還有許多年輕人連五十元也不寄來的,寄來了的,老太太老先生雖然在家裡孤孤獨獨,“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但看到五十元還是歡歡喜喜。 所以現在的人,以為養了父母就算孝,但是“犬馬皆能有養”,飼養一隻狗、一匹馬也都要給牠吃飽,有的人養狗還要買豬肝給牠吃,所以光是養而沒有愛的心情,就不是真孝。 孝不是形式,不等於養狗養馬一樣。

這裡我們看出來了,孔子對學生講孝道與答復從政的人講孝道完全兩樣,所以我們證明孔子前兩段話是歇後語,用隱語的。

至於接著下面講孝道:

子夏問孝。 子曰:色難。 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曾是以為孝乎?

子夏來問孝,孔子說色難。 什麼叫色難呢? 態度問題,上面講不敬何以為孝,就是態度很難,他說:“有事,弟子服其勞。”有事的時候,像我們做後輩兒女的,看見父母掃地,接過掃把來自己做。 “有酒食,先生饌。”(先生是現代的一般稱呼,古代對前一輩的人都尊稱為先生。)有好吃的,就拿給父母長輩吃。 “曾是以為孝乎?”(“曾是”是假定的意思)你以為這樣就是孝嗎? 替長輩做了事,請長輩吃了好的,不一定就是孝了,為什麼呢? “色難”。 態度很重要,好像我們下班回家,感到累得要命,而爸爸躺在床上,吩咐倒杯茶給他喝。 做兒女的茶是倒了,但端過去時,沉著臉,把茶杯在床前几上重重的一擱,用冷硬的語調說:“喝嘛1在兒女這樣態度下,為父母的心理,比死都難過,這是絕不可以的。所以孝道第一個要敬,這是屬於內心的;第二個則是外形的色難,態度的。

為什麼這兩節放在這裡呢? 這就包括了君道、臣道。 一種是做人長官,領導人的;一種是做人部下,配合別人的。 所以我們談為政之道,也是“色難”,也是“不敬,何以別乎?”我們愛護部下,態度很難。 歷史上的名帝王唐太宗,天生就很威嚴,有一天他問魏徵,為什麼這些大臣們,當著他的面都不講話。 魏徵就告訴他——也只有魏徵敢和他這樣講——陛下自己不知道,因為陛下很威嚴,大臣們看見你後,心理上先就怕了,所以講不出話來。 唐太宗聽了這話以後,就去對著鏡子學笑,見了人就笑,慢慢使自己的態度變得和藹起來。 所以為政之道,也是色難。 有時到機關中去,尤其郵政局或銀行,許多人怕那裡的面孔,譬如到郵局買一塊錢郵票,郵局的櫃檯小姐,忙累得那個樣子,給你郵票時,那種好像欠他多還他少的態度,實在叫人受不了。 但替他想想也夠可憐,坐了一整天,有些人對他還夠嚕囌。 所以領導別人的,或者做部下的,都“色難”——態度不容易作好。 內心上更難。

“敬”——真愛人,不容易作好。 所以把這兩句孝道的話擺在“為政”篇中,也就是從政的修養與態度,這是真學問。 你說你對部下是最愛護的,可是你對他開口就罵,把脾氣都發在他的身上,發了脾氣以後,對他再好也沒有用了。

現在接下來講孔子與顏回的談話,包括了上面子遊與子夏問孝道的,連起來放在《為政》篇裡,是臣道與君道的理。

這一段是沒有問題,單獨記述出來的。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 回也,不愚。

我們知道,孔子最得意的學生就是顏回,又叫顏淵,無論在道德或學問上,是孔門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所以孔子經常提到顏回。

講到這裡,我們說個笑話,我常常說年輕學生們沒有辦法自己寫東西,但是世界上最高明的人,從不寫作東西,一個字也不寫,他們的思想、學說,都是學生寫。 像釋迦牟尼、耶穌都是自己不寫東西,而由學生寫。 可是中國的兩個聖人就慘了,最糟糕的是孔子,學生不大寫,都是老師寫東西捧學生的。 老子也很可憐,只一個學生,也沒寫,自己寫了五千字,這是中外聖人不同之處。 今日我們所以知道顏回,也是孔子經常在他的著作裡,提到他這位得意弟子。 這一段話,提到顏回。 他說,我和顏回談話,有時談了一整天,他從來沒有反對過我的意思,看起來笨笨的,但當他離開我而單獨生活,不在我面前時,作人做事都會自己檢討自己,結果不但是懂了我的意思,還能更進一步發揮我的意思,由此看來顏回並不笨。

現在問題在於為什麼又把這樣一段話,編在這裡呢? 就是談到《為政》這一篇書,上面兩段的問孝,第一個是“敬”,第二個是“色難”,和臣道、君道都有關。 現在以顏回的態度來講臣道,上面對你講話都答“是”,都是只有接受、服從。 可是,光接受、服從,有時候反而有問題,不一定是對的,所以有了接受、服從的修養,還要“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再加以發揮,能夠擴而充之,這才是事業的好乾部,為政的人才。 所以把顏回的個人修養,放在《為政》篇的這一段。


孔子也會看相

到了下面,文章就轉了,正式談為政的道理。 關於孔子對人的觀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 人焉叟哉?

這是孔子觀察人的道理。

講到觀察人的道理,我們都知道看相算命,尤其現在很流行。 這兩種事,在中國有幾千年曆史,就是世界各國,有所謂意大利相法,日本相法等等。 由此可見任何國家民族,都很流行。 講中國人看相的歷史,那很早了。 在春秋戰國時就多得很,一般而言,中國人的看相,自有一套,包括現在市面上流行的,麻衣、柳莊、鐵關刀,乃至現代意大利、日本人研究出來的手相學、掌紋學,許多新的東西都加上,也逃不出中國相法的範圍。 但中國人還有另外一套看相的方法,叫“神相”或“心相”,這就深奧難懂了。 “神相”,不是根據“形態”看,而是看“神態”的;還有一種“心相”,是以中國文化的基本立場,絕對唯心(非西洋唯心的哲學),所以有幾句名言:“有心無相,相由心變。有相無心,相隨心轉。”一個人思想轉變了,形態就轉變,譬如我們說一個人快發脾氣了,是怎麼知道的呢? 因為從他相上看出來了,他心裡發脾氣,神經就緊張,樣子就變了。 所以,看相是科學。 有人說,印堂很窄的人度量一定小,印堂——兩個眉尖中間的距離——很寬就是度量大,這是什麼道理? 有人天生的性格,稍遇不如意事,就皺眉頭,慢慢的印堂的肌肉就緊縮了,這是當然的道理。 還有人說露門牙的人往往短命,因為他露牙齒,睡覺的時候嘴巴閉不攏來,呼吸時臟的東西進到體內,當然健康要出問題。 還有很多這一類的道理,都是這樣的,但是古人看相,很多人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問他什麼原因,他說:“是書上說的。”實際上,這些東西是從經驗中來的。 有人說,清代中興名臣曾國藩有十三套學問,流傳下來的只有一套——曾國藩家書,其他的沒有了,其實傳下來的有兩套,另一套是曾國藩看相的學問——《冰鑑》這一部書。 它所包涵看相的理論,不同其他的相書。 他說:“功名看氣宇”,講氣宇,又麻煩了。 這又講到中國哲學了,這是與文學連起來的,這“氣”怎麼解釋呢? 就是東西。 “宇”是代表天體。 什麼叫“氣宇”? 就是天體構造的形態。 勉強可以如此解釋。 中國的事物,就是這樣討厭,像中國人說:“這個人風度不壞”。 吹過來的是“風”,衡量多寬多長就是“度”。 至於一個人的“風度”是講不出來的,這是一個抽象的形容詞,但是也很科學,譬如大庭廣眾之中,而其中有一人,很吸引大家的注意,這個人並不一定長得漂亮,表面上也無特別之處,但他使人心裡的感覺與其他人就不同,這就叫“風度”。

“功名看氣宇”,就是這個人有沒有功名,要看他的風度。 “事業看精神”,這個當然,一個人精神不好,做一點事就累了,還會有什麼事業前途呢? “窮通看指甲”,一個人有沒有前途看指甲,指甲又與人的前途有什麼關係呢? 絕對有關係。 根據生理學,指甲是以鈣質為主要成分,鈣質不夠,就是體力差,體力差就沒有精神競爭。 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型的而是扁扁的,就知道這種人體質非常弱,多玻“壽夭看腳踵”,命長不長,看他走路時的腳踵。 我曾經有一個學生,走路時腳根不點地,他果然短命。 這種人第一是短命,第二是聰明浮燥,所以交待他的事,他做得很快,但不踏實。 “如要看條理,只在言語中”,一個人思想如何,就看他說話是否有條理,這種看法是很科學的。 中國這套學問也叫“形名之學”,在魏晉時就流行了。 有一部書——《人物誌》,大家不妨多讀讀它,會有用處的,是魏代劉劭著的,北魏劉昺所注,是專門談論人的,換句話說就是“人”的科學。 最近流行的人事管理,職業分類的科學,這些是從外國來的。 而我們的《人物誌》,卻更好,是真正的“人事管理”、“職業分類”,指出哪些人歸哪一類。 有些人是事業型的,有些人絕對不是事業型的,不要安排錯了,有的人有學問,不一定有才能,有些人有才能不一定有品德,有學問又有才能又有品德的人,是第一流的人,這種人才不多。

以前有一位老朋友,讀書不多,但他從人生經驗中,得來幾句話,蠻有意思,他說:“上等人,有本事沒有脾氣;中等人,有本事也有脾氣;末等人,沒有本事而脾氣卻大。”這可以說是名言,也是他的學問。 所以各位立身處世,就要知道,有的人有學問,往往會有脾氣,就要對他容忍,用他的長處——學問,不計較他的短處——脾氣。 他發脾氣不是對你有惡意,而是他自己的毛病,本來也就是他的短處,與你何關? 你要講孝道,在君道上你要愛護他,尊重他。 我有些學生,有時也大光其火,我不理他,後來他和我談話,道歉一番,我便問他要談的正題是什麼? 先不要發脾氣,只談正題,談完了再讓你發脾氣。 他就笑了。

第二部應該研究的書是什麼呢? 就是黃石公傳給張良的《素書》,這一部書很難說確是偽書,但它也的確是中國文化的結晶。 對於為人處世及認識人物的道理,有很深的哲學見解,也可以說是看相的書,他並不是說眉毛長的如何,鼻子長的怎樣,它沒有這一套,是真正相法。 眉毛、鼻子、眼睛都不看的,大概都看這個人處世的態度和條理。 孟子也喜歡看相,不過他沒有掛牌,他是注意人家的眼神,光明正大的人眼神一定很端正;喜歡向上看的人一定很傲慢;喜歡下看的人會動心思;喜歡斜視的人,至少他的心理上有問題。 這是看相當中的眼神,是孟子看相的一科,也可說是看相當中的“眼科”吧!

孔子觀察人談原則。 “視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麼? “觀其所由”——知道他的來源、動機,以法理的觀點來說,就是看他的犯意,刑法上某些案子是要有了犯意才算犯罪,過去中國人不大打官司,喜歡打官司的叫作訟棍。 曾經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人被控用刀殺人,這是有罪的,要償命的。 有訟棍要被告一千兩銀子,包可無罪。 被告為了保命,就是上當受騙,也只好出這一千兩銀子了。 而那個訟棍得了銀子,將送出去的公文抽回來,將“用刀殺人”的“用”字,輕輕加了一筆,變成“甩”字,於是“甩”刀殺人,沒有犯意,是無罪的。

還有滿清時候,祭孔大典,凡是參加的人,是不得在祭典中東張西望,或轉頭回身說話的,否則就犯了“大不敬”,重則殺頭,輕則坐牢,至少是免職永不錄用。 有一次,一位督撫率領部屬祭孔,在部屬中同僚有隙,某甲到皇帝面前,告某乙在祭典中回頭說話,於是皇帝下命令督撫查明這件事。 督撫一接到聖旨,惶恐得不得了,最後從部屬中,找來了平日最討厭的訟棍,被敲了八千兩銀子,一千兩銀子買一個字,訟棍還說白送了一個字,共有九個字:“臣位列前茅,不敢反顧。”這樣答复上去,不但沒有事,那個原告,也不敢頂上去了。 因為追究下去,你自己如果規規矩矩不轉頭,又怎麼知道被告轉了頭呢? 有罪大家有罪嘛! 一件要殺大官們腦袋的大案,就這樣由訟棍用九個字,輕輕地平息下去了。

李陵答蘇武書中所謂“刀筆之吏,弄其文墨。”從政的人,都要了解這一點,公事辦久了,從政久了,法律熟了,專門在筆桿上做工夫,害死人殺死人,比刀都厲害。 所以講到這裡,要“視其所以”,看他的動機、目的。 “觀其所由”,看他的來源,整個行動的經過。 “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作人是安於什麼? 能不能安於現實。 譬如有些人就很難安,有一位七十多歲的朋友,已滿頭白髮了,讀書人,學問蠻好。 剛剛退休,太太過世了,在生活上打牌沒有興趣,書法好但沒興趣寫字,讀書人本可看書,但是拿到書,就想睡覺,躺下來又睡不著——講到這裡,請青年朋友們注意,老年人很可憐,有幾件事是相反的:坐著想睡,躺下來卻睡不著。 哭起來沒有眼淚,笑起來把眼淚笑出來了。 講現在的事,當面講當面忘,對過去的事,連小時候的都記得起來。 講他好話聽不見,罵他的話馬上聽到了。 這是老年人的慘狀——因為他太無聊、寂寞,事事無興趣,只好交了個女朋友,我勸他不必結婚了。 他這種現象,就是老年人的無所安,心不能安,這是老年人,但是年輕人也一樣。 這是心理上的問題,一個人作學問修養,如果平常無所安頓之處,就大有問題。 有些人有工作時,精神很好;沒有工作時,就心不能安,可見安其心之難。

孔子以這三點觀察人,所以他說“人焉叟哉!人焉叟哉1這個叟是有所逃避的意思。以“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這三個要點來觀察人,就沒什麼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個人作人處世,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樣?(前者屬思想方面,後面屬行為方面。)另外,再看他平常的涵養,他安於什麼?有的安於逸樂,有的安於貧困,有的安於平淡。學問最難是平淡,安於平淡的人,什麼事業都可以做。因為他不會被事業所困擾,這個話怎麼說呢?安於平淡的人,今天發了財,他不會覺得自己錢多了而弄得睡不著覺;如果窮了,也不會覺得窮,不會感到錢對他的威脅。所以安心是最難。以這三點觀人,放在《為政》篇中,就是知人勵品的重點所在。

接下來的一句話,是我們都很熟悉的。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從文字上去解釋,大家都知道,意思就是溫習過去,知道現在的,便可以做人家的老師了。 照表面文字上的解釋,只此而已,實際上我們要更深一步體會。 “溫故”——說過去的我們要知道,譬如講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二十五部大史,真不容易,倘使讀歷史的,目的並不在拿學位,那麼為了什麼呢? 為了“溫故知新”,認識了過去,就知道未來,這樣,“可以為師矣”,過去就是你的老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溫故而知新就是這個意思,這是什麼道理呢? 因為前面的成功與失敗,個人也好,國家也好,是如何成功的,又是如何失敗的,歷史上就很明顯地告訴了我們很多。 剛才和人閒談,就談到過,現在這一代青年作學問很難,不但要知道自己中國文化傳統的根——過去,也要知道現在社會的新學問,不但是國內的事,國外的事也要清楚,古今中外都要了解,所以為政的人,更要注意這事,為政到底是要有學問的,所以“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這樣才真能師法過去的歷史,判斷未來新的事物的發展。

是什麼東西

下面接著是:

子曰:君子不器。

如照字面翻成白話就很好笑了——孔子說:“君子不是東西。”提到這個思想,我常說我們中國人實在了不起,各個懂得哲學,尤其罵人的時候更是如此。 譬如說:“你是什麼東西?”拿哲學來講,我真不知道我是什麼東西,因為人的生命究竟怎麼回事,還搞不清楚嘛! 所以真不知道我是什麼東西。

但孔子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為政”要通才,通才就要樣樣懂。 “不器”就是並不成為某一個定型的人,一個為政的人,就要上下古今中外無所不通。 從表面上看,一個很好的大政治家,好像一個很好的演員,演什麼角色,就是什麼角色。 當演工友的時候,就是規規矩矩掃地倒茶,當演大官的時候,溫溫和和就是作官,幹哪一行就是哪一行。 “君子不器”這個學問,就是成功了真正的通才,否則只有變成專才、專家。 所以君子不器放在《為政》篇,就是說明為政在這方面的道理,換句話說:“允文允武”,也便是“君子不器”的說明。

《論語》在這裡講到了君子,什麼是君子呢? 下面提到: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儒家孔孟思想,經常提到君子,什麼是君子? 將來我們還要討論到的,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在這裡不發揮。 我們這裡只講子貢問“君子”,孔子是怎麼答复他的? 孔子說,把實際的行動擺在言論的前面,不要光吹牛而不做。 先做,用不著你說,做完了,大家都會跟從你,順從你。 古今中外,人類的心理都是一樣的,多半愛吹牛,很少見諸於事實;理想非常的高,要在行動上做出來就很難。 所以,孔子說,真正的君子,是要少說空話,多做實在的事情。

接著下來,對於君子的涵義,又有一說: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與小人的分別是什麼呢? 周是包羅萬象,就是一個圓滿的圓圈,各處都到的。 他說一個君子的作人處世,對每一個人都是一樣,不是說對張三好,對李四則不好,這就不對了,這就叫比而不周了。 你拿張三跟自己比較,合適一點,就對他好,不大同意李四這個人,就對他不好,就是“比”。 一個大政治家是和宗教家一樣,愛人是不能分彼此的,我們對於人,好的固然好,愛他;但對不好的更要愛他,因為他不好,所以必須去愛他,使他好。 這樣一個真正的大政治家,也就是宗教家,也就是教育家的態度,這就是“周而不比“,要周全,不能比附一方。 “比”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字,古寫的篆文比字,是這樣寫的——,象形兩個人相同,同向一個方向;而古文北字——就是相背,各走極端的象形字,所以“比”就是說要人完全跟自己一樣,那就容易流於偏私了。 因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呢? 相反,是比而不周,只做到跟自己要好的人做朋友,什麼事都以“我”為中心、為標準,這樣就不能夠普遍。

講到這裡,君子的道理還沒有講完: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這是我們前面講到的,過去的歷史,對於人才,有三個基本的原則,便是才、德、學。 有些人的品德是天生的——品德往往大半出於天性——但沒有才能。 我們知道有品德的人,可以守成,教這種人到大後方坐鎮,好得很;教他設法打開一個局面,衝出去,那他辦不到,他沒有這個才,他只有守成之才,沒有開創之才。 所以守成之才,偏重品德。 而才德兩個字很難兼全的,但有一個東西可以補救,那就是學,用學問來培養那所缺的一面。 有些人雖然天生有才有德,但還是須要學問來培養的。

講到學問,就須兩件事,一是要學,一是要問。 多向人家請教,多向人家學習,接受前人的經驗,加以自己從經驗中得來的,便是學問。但“學而不思則罔”,有些人有學問,可是沒有智慧的思想,那麼就是迂闊疏遠,變成了不切實際的“罔”了,沒有用處。 如此可以作學者,像我們一樣——教書,吹吹牛,不但學術界如此,別的圈子也是一樣,有學識,但沒有真思想,這就是不切實際的“罔”了。

相反的,有些人“思而不學則殆”。 他們有思想,有天才,但沒有經過學問的踏實鍛煉,那也是非常危險的。 許多人往往倚仗天才而胡作非為,自己誤以為那便是創作,結果陷於自害害人。

尤其是目前的中國青年,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撞擊,思想的徬徨與矛盾,情緒的鬱悶與煩躁,充分顯示出時代性的紊亂和不安,因此形成了青少年們的病態心理。 而代表上一代的老輩子人物,悲嘆窮廬,傷感“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大有日暮途窮,不可一日的憂慮;其實童稚無知,懷著一顆赤子之心,來到人間,宛如一張白紙,染之朱則赤,染之墨則黑,結果因為父母的主觀觀念——“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塗塗抹抹,使他們成了五光十色,爛污一片,不是把他們逼成了書呆子,就是把他們逼成太保,還不是真的太保。 我經常說,真太保是創造歷史的人才。 所以老一輩人的思想,無論是做父母的,當教師的,或者領導人的,都應該先要有一番自我教育才行。 尤其是搞教育、領導文化思想的,更不能不清楚這個問題。

所以青少年教育的問題,首先要注意他們的幻想,因為幻想就是學問的基矗據我的研究,無論古今中外,每一個人學問、事業的基礎,都是建立在少年時期的這一段,從少年時期的這一段,從少年的個性就可以看到中年老年的成果。 一個人的一生,也只是把少年時期的理想加上學問的培養而已,到了中年的事業就是少年理想的發揮,晚年就回憶自己中少年那一段的成果。 所以我說歷史文化,無論中外,永遠年輕,永遠只有三十歲,沒有五千年,為什麼呢? 人的聰明智慧都在四十歲以前發揮,就是從科學方面也可以看到,四十歲以後,就難得有新的發明,每個人的成就都在十幾歲到二三十歲這個階段,人類在這一段時間的成果,累積起來,就變成文化歷史。 人類的腦子長到完全成熟的時候,正在五六十歲,可是他大半像萍果一樣,就此落地了。 所以人類智慧永遠在這三四十的階段作接力賽,永遠以二三十年的經驗接下去,結果上下五千年曆史,只有二三十年的經驗而已。 所以人類基本問題沒有解決。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宇宙從哪裡來的? 人生究竟如何? 還是沒有絕對的答案。 因此,有了思想,還要力學。 上面所說,有了學問而沒有思想則“罔”,沒有用處;相反的,有了思想就要學問來培養,如青少年們,天才奔放,但不力學,就像美國有些青少年一樣,由吸毒而裸奔,以後還不知道玩出什麼花樣。 所以思想沒有學問去培養,則“殆”,危險。


異端與偏激

接著下來是: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這是一個問題了。 我們知道,“異”就是特別的,“端”也就是另外一頭。 但在宋儒以後,“異端”兩字,就用來專指佛、道兩家,宋以前則沒有這種肯定的說法。

講到這裡,順便提到一個問題:現在世界上流行一個名詞——漢學。 歐美各國講中國學問,都稱之為“漢學”,這是世界通稱,成了習慣,已經沒辦法更正了。 事實上這個觀念是錯誤的。 在我們中國文化中所稱的漢學,是指漢儒的作學問,注重於訓詁。 所謂“訓詁”,就是對於文字的考據,研究一個字作什麼解說,為什麼這樣寫? 不過漢學很討厭,他們有時候為了一個字,可以寫十多萬字的文章,所以我們研究這一方面的書,也是令人頭大的。 但是古人所謂博士學位——我們現在的博士也是這樣——往往憑藉這些專深的研究,可以作一百多萬字的文章,這就是訓詁之學。 後來發展為考據,就是對於書本上的某一句話,研究他是真的或是假的。 這些學問,為了一個題目,或某一觀念也可寫百多萬字。 總之,漢儒就是訓詁考據之學;在中國文化上叫“漢學”,意思是漢儒作的學問。 漢學自漢武帝開始,就有“五經博士”,就是四書五經等書中,通了一經的就是“博士”,所以中國有博士這個尊稱,也是從漢朝開始的。 所謂博士,就是專家。 如《詩經》博士,就是《詩經》的專家。 到了唐代以後,就慢慢注重文學了,因為幾百年訓詁考據下來,也整理得差不多了。

到了宋代,當時有所謂五大儒者,包括了朱熹等五個人,他們提倡新的觀念,自認為孔孟以後繼承無人,儒家的學問斷了,到他們手裡才接上去。 這中間相隔差不多一千多年,不知道他們在哪裡碰到孔子和孟子,就一下子得了秘傳一樣,把學說接上去了,這是宋儒很奇怪的觀念。 然後他們就批評各家都不對,創了所謂理學。 不過有一點要注意,我們現在的思想界中,理學仍然非常流行,有一派自稱新理學,講儒學的學問。 但很遺憾,他們還不成體系,仍舊不倫不類的。 至於宋儒的理學家,專門講心性之學,他們所講的孔孟心性之學,實際上是從哪裡來的呢? 一半是佛家來的,一半是拿道家的東西,換湯不換藥地轉到儒家來的。 所以,我不大同意宋儒。 對於宋儒的理學,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發現了這一點,就不同意他們。 一個人借了張家的東西用,沒有關係,可以告訴老李,這是向張家借來的,一點不為過。 可是藉了張家的東西,冒為己有充面子,還轉過頭來罵張家,就沒道理了。 宋儒們藉了佛道兩家的學問,來解釋儒家的心性之學,一方面又批駁佛道。 其結果不止如此而已,從宋儒一直下來,歷代的這一派理學,弄到後來使孔孟學說被人打倒,受人批評,宋儒真要負百分之百的責任。 以後經過宋、元、明、清四朝,都在宋儒的理學範圍中轉圈圈,是不是闡揚孔子的真義,很難下一定論。 有一本《四朝學案》,是講宋、元、明、清幾百年來儒家心性之學的。 尤其到了明朝末年,理學非常盛行,所以清朝入關的時候,很多人對明儒的理學非常憤慨,認為明儒提倡理學的結果是:“平時靜坐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指責理學對國家天下一點都沒有用。 平常講道德、講學問,正襟危坐談心性,到了國家有大難的時候——“臨危一死報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 不過話說回來,能夠做到“臨危一死報君王”已經很不容易了,但對於真正儒家的為政之道而言,未免太離譜了。 因此,清初一般學者,對於此高談心性、無補時艱的理學相當反感。 最著名的如顧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這一些人,也絕不投降滿清,而致力反清復明的工作。 後來中國社會幫會中的洪幫,現在又叫洪門,就是他們當時的地下組織,是士大夫沒有辦法了,轉到地下去的,洪門首先是在台灣由鄭成功他們組織,一直影響到陝西,都是他們的活動範圍,所謂天地會等等,都由洪門後來的分衍而來。

清初顧亭林這些人,既不同意宋明儒者的空談,於是回過頭來作學問,再走考據的路子,叫作“樸學”,因此也有稱之為漢學的。 我們身為中國人,必須要了解“漢學”這個名稱是這樣來的。 外國人研究中國的學問也稱漢學,是指中國學問。 古書上所指的漢學,是偏重於考證的學問,這是順便介紹的。

我們為什麼引出了這個問題呢? 就是為了孔子這句話:“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自宋朝以後,八百年來,一提到異端,一般人都認為專指佛道兩家。 這句話不要搞錯了,在孔子當時,沒有佛家,也沒有道家,在當時儒道不分家的。 以儒、佛、道三家的文化,作為中國文化中心,是唐代以後的事,所以認為《論語》中異端兩個字,是專指佛道而言,則是錯誤的觀念。

現在我們迴轉來研究,什麼叫“異端”呢? 這在文字上解釋非常簡單。 “端”就是兩頭,尖端,兩邊的頭,或多邊的頭謂之“端”。 “異端”是走極端偏向的路線,不走中道的。 不但不走中道,而且還標新立異,特別從事怪異的思想。 關於這一點我們如果用現代的思想問題和心理學來研究,也可以說一般的人,大都是喜歡異端的,每個人都有愛好標新立異的天性。

由養士到考試大家有機會可以讀一篇文章,對於處世大有助益,這篇文章簡稱《論養士》,蘇東坡作的。 這篇文章在中國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學領域中,佔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與社會的人不能不看。 這篇文章很有意義,它提出了一個原則,講得非常有道理。

“養士”這個名稱,出在戰國時代,當時書籍不如現在普及,也沒有考試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識,就依靠權貴人家求出路,到他們家裡作賓客。 過去叫賓客,現在的名稱等於“隨員”;從唐代到清代叫“幕府”。 像曾國藩,不少有本領的人,都在他的幕府裡——等於現在的研究室、參謀團、秘書室。 現在也有稱作幕僚。 “六國的養士”就是這樣的情形。

那時養士,養些什麼人呢? 蘇軾指出的分類是智、辯、勇、力四種人;實際上也可說只是兩種人,一種用頭腦,一種用體力。 討論這四種人,如果以現代職位分類的科學來作博士論文,起碼可以寫他兩百萬字不成問題。 但是我國古代文化喜歡簡單,所以幾百字的文章就解決了。

蘇軾在這篇文章中說,社會上天生有智、辯、勇、力這四種人,他認為這一類的人好役人——坐著吃人家的——無法役於人。 如果我們用社會學來研究,社會上有許多人是這樣的,用頭腦非常能幹,叫他用勞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頭腦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勞力就蠻好。 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氣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個小時就做不下去了。 所以研究社會、研究政治,要多觀察人,然後再讀有關的書,才有道理。 又像許多人有智,這個智是聰明才智;有許多人有辯術,專門用手段,不走正道,走異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當方法想不出來。 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個人才,就看老闆怎麼用他,這就是所謂會不會用人了。 所以智與辯看起來是一樣,聰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兩面的方法不能相違。 勇與力看起來似乎也是一樣,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氣,而個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為國犧牲,他怕死了不干,這是有力沒有勇。 因此蘇東坡說智、辯、勇、力四種人,往往需要人家養他,不能自立。 不過依恃人家,攀龍附鳳,也可以立大功,成大業,教他一個人幹,就沒有辦法。

所以到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焚書坑儒,不養士了,這些人就走向民間去,結果怎樣呢? 反了! 後來到了漢朝的時候,對這種士怎麼辦呢?到漢武帝時代,就是中國選舉制度的開始,那個時代的選舉,當然不像現代的由人民去投票——這是西方式的選舉。 中國式古老時代的選舉,是由地方官參考輿論,把地方上公認是賢、良、方、正的人選出來,(以現代名詞而言,是人才的分類,賢是賢,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為一談,這是四個範圍。)稱為孝廉。 (中國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稱孝廉。到清朝時,考取了舉人,還是用孝廉公這個名稱,那是沿用漢朝的。)漢朝實行這樣的選舉制度,就取代了戰國時養士的製度,所以漢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來,到隋朝又開創以文章取士的考試辦法。 到唐太宗統一天下以後,正式以漢朝地方選舉的精神,採用了隋朝考試取士的方法,綜合起來產生了唐朝考選進士的製度。 所謂進士,就是將民間有才具的知識分子,提拔出來,進為國士的意思。 那時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試階級的一個名稱,秀才再考舉人,舉人再考進士,進士第一名是狀元。 唐代的秀才,也便是進士的通稱,凡是學問好的、優秀的,都稱秀才。


天下英雄入彀中

唐太宗創辦了考試制度,錄取了天下才人名士以後,站在最高的台上,接受第一次錄取者朝見之後,忍不住得意的微笑道:“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1他的意思是說,你看我這一玩,天下的英雄都自動來鑽進我的掌握中,再不會去造反了。有功名給你,有官給你做,只要你有本事,儘管來嘛!這是唐太宗的得意之處。蘇軾也說,建立了考試制度以後,就等於六國時候的“養士”,所以他認為養士是很重要的事。以現在的觀點來說,就是智、辯、勇、力分子沒有安排很好的出路,沒有很好的歸宿,就是社會的大問題,也是政治的大問題。但是如何使他們得其養,又是個問題。起用也是養,退休也是養。講到養,我們要想到前面所講的,犬馬也有所養呀!不是說有飯吃就得養了,僅僅這樣是養不了的。智辯勇力之士,有時候並不一定為了吃飯。天生愛搗亂的人,如果沒有機會給他搗亂,他好像活不下去,若不要他搗亂,就得把他引入正途,這就是為政教化的道理。

解釋了半天,“異端”就是走特殊思想,不走正路的,走偏道,而偏道中還想出特別花樣。 但是,異端有沒有用處? 但是有用處的。 舉個例子來說,漢朝平定天下,漢高祖說,我不過得到幾個人而已。 他是指張良、蕭何、陳平等,尤其是陳平這個人,在歷史上也是有名的六出奇計,他只為漢高祖提過六個建議,還是秘密的建議,後世從歷史上知道內容的也只有五次,另外一次到底是什麼花樣,直到現在無法確定。

所謂奇計者,就是古怪的、特殊的。 我們讀了歷史也就知道,異端不能亂用,還要以德業為基礎,異端多半走入術的路子,術就是方法、權術。 權術沒有德業為基礎,就要不得。 所以我們再看歷史,《史記》記載很清楚,陳平六出奇計,幫助漢高祖統一天下,但是陳平說了一個預言,他的後代不會太好。

人家問他什麼原因,他說他喜歡用陰謀,他說:“陰謀者,道家之所忌也。”為天道所忌。 果然漢高祖封給他的國,到他孫子手裡就亡,他也早知難逃自取滅亡之道。

這個道理,是說明孔子所說的“異端”,並不是宋儒所指佛道兩家而言的異端,而是走偏道,喜歡走特殊路子鑽牛角尖的異端。 所以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跟著下來,什麼不是異端呢? 什麼是作人做事應該的道理? 子曰:由! 誨,汝知之乎?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由是名字,子路的名字叫仲由。 “誨”字下應該有一個小標點,誨是說教育、教誨。 “汝知之乎?”你知道嗎?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一個人要平實,尤其是當主管領導人要注意,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就是不懂,這就是最高的智慧。 換句話說,不懂的事,不要硬充自己懂,否則就真是愚蠢。

關於這一點,幾十年來看得很多。 這個時代,很容易犯這個毛玻很多學問,明明不懂的,硬冒充自己懂,這是很嚴重的錯誤,尤其是出去做主管的人要注意。 我們看歷史上偉大的成功人物,遇事常說:“我不懂,所以要請教你,由你負責去辦,大原則告訴我就行了。”說這話的人就成功了。 如果硬充懂就不行,結果一無所成。 歷史上,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政治的道理也一樣,懂就懂,不懂的就是“對不起......我不懂。”這是最高的智慧,也是最高的禮貌。 所以我常對出國的學生們說,有一個最高的原則,也是走遍天下的國際禮貌,那便是你走到任何國家說:“對不起,我是中國來的,對這件事我不懂,請問應該怎麼辦?”萬萬不要認為這樣說是丟人,這是最大的禮貌,不會吃虧,尤其做國民外交更用得著,最怕冒充懂,就會失禮。

到這裡是為政的大原則,下面文章的氣勢為之一轉,而轉到另外一個人。


千里求官只為財

子張學乾祿。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是孔子的學生,他姓顓孫,名叫師,少孔子四十八歲,是位年輕學生。 他到孔子這裡來是要學乾祿的。 什麼叫“幹祿”呢? 就是怎樣去謀生。 古代俸和祿是兩回事。 “俸”等於現在的月薪;“祿”有食物配給。 祿位是永遠的,所以過去重在祿。 “幹”就是乾進、幹求、幹祿,就是如何拿到祿位。 換句話說,孔子希望弟子們學仁學義,子張這位學生來的時候,大概填志願表與眾不同,直截了當,乾脆兩個字——幹祿;要找飯吃,怎樣找公務員當。 但是孔老夫子沒有氣得把他攆出去,反而傳授他一套辦法說,想做一個好乾部,做一個良好的公務員,要知識淵博,宜多聽、多看、多經驗,有懷疑不懂的地方則保留。 闕就是保留,等著請教人家,講話要謹慎,不要講過分的話。 本來不懂的事,不要吹上一大堆,好像自己全通,最後根本不通,這就丟人了。 如不講過分的話,不吹牛,就很少過錯;多去看,多去經驗,對有疑難問題多采取保留的態度。 換句話說,對於模棱兩可的事,隨時隨地都用得到古人的兩句話:“事到萬難須放膽,宜於兩可莫粗心。”第二句就是多見闕殆的意思,這個時候要特別小心處理,不要有過分的行動,這樣處世就少後悔。 一個人做到講話很少過錯,處世很少後悔,當然行為上就不會有差錯的地方。 這樣去謀生,隨便乾哪一行都可以,祿位的道理就在其中了。

從這一段書中,我們看到孔子的教育態度,實在了不起,這個學生是來學吃飯的本領,要如何馬上找到職業。 孔子教了,教他作人的正統道理,也就是求職業的基本條件,我們為人做任何事業,基本條件很要緊,孔子說的這個基本條件已經夠了。

到這一節為止,上面都是講為政中關於作人處世的部分,

下面高峰突起,就正式講到政治問題。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是魯國的國君,孔子自己祖國的君侯,孔子忠君愛國之心是很強的,自己國家的領袖問他怎樣使老百姓心服。 要注意這個“服”字,含義可說是服從,也可以說絕對服了,不敢反抗,這是重點。 以魯國的國君,問到這樣一個問題,是一大笑話。 在中國政治的道理,所謂服與不服,在德不在力,權力的使人服是霸術、霸道;道德的使人自然順服,才是王道。 魯哀公拿這個問題問孔子,你說孔子怎麼辦? 他很婉轉的說明這個道理,他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這個“舉”就是提拔,這是針對魯哀公當時的政治毛病而來。 舉直,就是提拔直心直道而行的人,包括聖賢、忠誠、有才能的人。 “錯諸枉”的錯等於措,就是把他擺下去,放下去,把狂妄的人安置下去,這樣老百姓自然就服了。 相反的,“舉枉錯諸直”,把狂妄的人提拔起來,或只用自己喜歡的人,而把好人打擊下去,老百姓自然就不服了。 這是誰都懂的道理,而孔子拿這人人都懂的話去告訴他,就好像說當諸侯、君王的人都不懂,未免太笨了。

但人生經驗告訴我們,一個人到了那個權位的情況,就很難講了。 譬如我們平時常會說,假如我做了某一位置的事,一定公正,但是真的到了那一天,就做不到絕對公正。 人總會受人情的包圍,例如,人家送高帽子,明知是高帽子,仍然覺得蠻舒服的,這就是要命的心理了。 所以一個人能夠做到公正廉明,真是一種最高的修養。 像唐朝的歷史中記載,武則天問武三思,朝中誰是忠臣? 武三思說,跟我好的都是忠臣。 武則天說,你這是什麼話? 武三思說,我不認識的,怎麼知道他好不好? 同樣的道理,看戲容易作戲難,所以我們批評歷史容易,身為當局者時,就真不容易了。 因此我們知道孔子答复魯哀公的話,雖然非常平淡,但最平淡的道理是最難做到的。

下面接著是季康子的問話,我們曾經提到過,季家是魯國的權臣,後來魯國就是亡在他們手裡,季康子問什麼呢?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孝慈,則忠。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使民,就是怎樣使用群眾的意思,在為政的道德上而言,這個動機就有問題,要想使用別人就已經是問題了,他還用了一個當時蠻流行的口頭語,敬啊! 忠啊! 這些都是老子當時所罵的假仁假義。 (其實老子並不反對仁義,只是當時社會普遍流行談的仁義,變成了虛假無實的名詞,所以老子反對。)他提到敬與忠兩個字,是大問題。 敬是尊敬人,忠是忠於事,勸是教導的意思,等於現在所說的“教育”。 孔子對於季康子所提這幾個大問題,沒有批評不對,認為都對。 但是孔子告訴他,不要只是空洞的宣傳,口頭話沒有用,天下人的聰明相等,口頭騙得了一時,騙不了永久。 所以他告訴季康子,接近老百姓,內心要有真正的莊嚴情操,百姓對你自然就恭敬了。 如對人敬禮,只是表面的動作,而內心卻是不誠,則敬禮的姿勢都不對的,這樣的敬禮有什麼意義? 要內心真正的莊嚴,尤其對部下、對群眾,有發自內心的莊嚴情操,部下對你自然就恭敬了。“孝慈則忠”,真正愛人,人對你自然盡忠,一個人對部下與群眾,付出愛兒女一樣的心腸,付出了真情,則沒有不收到忠的反應的。 如果沒有這種慈孝,光是勸導教化是沒有用的。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對善的獎勵提倡,不作官樣文章,誠懇的舉善。 “教不能”,部下不懂的,並不討厭他,教他,因為你要作之君,作之師,等於他的長輩,既然作長輩,就是作老師,盡量教他,他自然受感化。

由這裡看到答復國君的問話與答復權臣的問話不同之處;都在《為政》篇中,連起來文章又轉了一個味道了,所以連貫起來看《論語》文章的編排非常妙。 尤其古代文章,幾句話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說的,把它連貫起來,而仍能成為一篇曲折有致,蠻講究結構的文章,它的文學價值,也實在不簡單。

治國難! 齊家更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子曰:書云“孝乎,唯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這時候有人說話了。 對孔子說,你吹了半天牛,說了許多為政的大道理,頭頭是道,你自己怎麼不出來為政呢? 你自己來幹嘛! 講到這裡,我要特別提醒諸位,以前我們說過《為政》這一篇,被大家解釋成是孔子的政治哲學思想,是不大對的,因為孔子不講政治,只講為政。 拿現代政治哲學來講,是大原則,並不是政治的一種方法。 所以孔子對於這個問題的答复,他引用了《書經》裡的話解釋說,《書經》裡不是講過孝道嗎! 一個人在家裡能夠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家人、朋友(社會關係),這也就是政治了。 有朋友說自己不得志,我說你有什麼不得志? 不是員,就是長,他說沒有什麼長在身,我說你至少是家長呀! 這個資格還真不容易,這件事情也真不容易做好。 孔子說的也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他說,何必一定要出來從事政治工作,才叫作政治呢?


為政的原則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大車無叟,小車無叟,其何以行之哉?

這節很重要。 為政的道理——言而有信,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讀中國歷史,對於從政的人,始終要注意一個道理,所謂“百年大計”。 一件事情,一個政策下來,要眼光遠大,至少須看到百年或幾十年以後的變化與發展,這是古人政治的道理。

天下沒有一個完整無缺的法律或完整無缺的辦法。 天下事一定會變,而且時時在變,這張桌子今天是新的,十年以後就不新了。 不新了該怎麼辦? 今天就要預作最好的、最切合十年後應變的方案。 我們看小說,諸葛亮給人補救的方法,都是“錦囊妙計”先放在那裡。 對為政來講,這個“錦囊妙計”就是百年大計。 不可只顧目前,如只顧目前,事情因時間的發展改變而情況不同,就變成言而無信,結果就是朝令夕改。 早上下的命令,晚上認為不對,去趕快改過來,究竟哪個對? 老百姓搞不清楚,這就是大問題。 所以孔子說作人、處世、對朋友,“信”是很重要的,無“信”是絕對不可以。 尤其一些當主管的人,處理事情不多想想,驟下決定,以致隨時改變,使部下無所適從,所以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輗和軏兩個字,是古代車子上的車桿子。 大車是牛車,輗就是牛車上一根用來套在牛肩上,中間的大樑子;小車是馬車,軏就是馬車上掛鉤的地方,這都是車子上的關鍵所在。 他說作人也好,處世也好,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關鍵所在,而且是很重要的關鍵。 有如大車的橫桿,小車的掛鉤,如果沒有了它們,車子是絕對走不動的。

講到這裡,本篇快近尾聲。 子張,就是剛才說到那個來問謀生辦法的子張,現在提出一個大問題: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週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現在說十世的問題。 先說世,什麼是世? 西方的觀念,一百年為一世紀,西方文化以耶穌誕生那一年(約在我國漢朝的時候)開始為紀元——第一年。 現在為一九七四年,又稱二十世紀。 我們現在也用這個西元,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上,是相當令人痛心的事,一個當祖父的,不應該與孫子平行,不應該把自己的歷史抹煞,這實在痛心。 這暫且不提,我們知道現代西方文化以一百年為一世紀,而中國文化過去的世,小的單位以三十年為一世,這是一個時間的代表單位,後來用以作抽象的代表單位了。 這是把一代叫作一世。 所以每說到“世”的問題,常以“十世”表示久遠。 唐代以後,佛學進了中國,又有“三世”之說,什麼叫“三世”呢? 過去、現在、未來,就叫“三世”。 幾千萬年前是過去,前一秒鐘也是過去的;現在就是現在;未來,此後的一秒鐘是未來,以後的千百萬年也是未來。 這就叫“三世”——是佛學的名稱;儒學則稱之為“十世”。 這裡《論語》上的十世,等於說千秋以後將來的世代。

子張問孔子是不是可以先知,預言將來怎麼演變,孔子在這裡講到夏、商、週三世,只是引用過去以代表將來。 子張問孔子將來時代的演變知不知道? 孔子說知道。 怎麼會知道呢? 孔子說殷商的文化是哪裡來的,是由夏朝的文化演變而來。 不過由於時代的變遷,夏朝原有的文化,有的減損了,有的增益了。 但增益也好,減損也好,總由前面的歷史蹟象而來,必須要變才變。 殷商以後是周朝,所以周朝文化,又是從殷商漸變而來的。 我們現在說傳統文化,所謂傳統,就是這樣在一個系統中漸變傳下來的,並不是頑固得一定永遠保留原來的樣子,才叫傳統。 所以周朝就因為殷禮——殷商的文化,演變成周朝的文化。 那麼從周朝的文化,也可以看到前朝,殷商文化的對與不對,而有所改變。 “其或繼周者”,孔子是東周時代的人,這意思就是說,周代的文化也是要變的,而將來的歷史演變,不必說下一代會變成什麼樣子,就是千百萬年以後會變成什麼樣子,也可以知道。 孔子並不是有宗教性的神通,也不是先知,換句話說,是他要人憑藉智慧,多讀歷史,就知道過去。 既然用上述的法則,循歷史的軌跡就可以知道過去,用同一法則,也就能知道未來。 以前提到過,溫故而知新,也是這個道理。 歷史的演變,不會突然的,都是漸變而來的。 所以將來的歷史,未來的時代,明天怎麼樣? 幾乎很清楚的可以了解。

下一段把為政的道理講完了,每篇都有一個結論,但是本篇的這個結論,非常有意思。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為什麼把這兩句話做為《為政》篇的結論? 而且為什麼提到鬼呢? 中國文化講孝道,敬祖宗,就要拜鬼了。 所以鬼在這裡,不是一般人講的魔鬼,而是祖宗的靈魂。 要拜鬼,要拜自己的鬼,還是拜別人的鬼呢? 這句話的意思很妙,很幽默,也很深遠,拜人家的祖宗就是拍馬屁(諂媚),不知從何說起才對。

因為夏朝的文化尚忠,殷朝的文化尚質。 但是殷也尚鬼,那時社會的風氣,每個人都誠懇老實,迷信的成分也多;周則尚文,才注重人文文化。 孔子所崇拜的是人文文化,這是上古歷史文化演變有名的轉捩點,所以孔子在這裡提到鬼以後,第二句就說:“見義不為,無勇也。”看到應該做的事情,不敢去做,沒有勇氣。 沒有智、仁、勇就無法從政,換句話說,也不應該從政。

歷史上有許多人是見義不為,對許多事情,明明知道應該做,多半推說沒有辦法而不敢做。 我們作人也是這樣,“看得破,忍不過。想得到,做不來。”譬如抽香煙,明明知道這個嗜好的一切害處,是不應該抽,這是“看得破”,但口袋裡總是放一包香煙——“忍不過”。 對於許多事,理論上認為都對,做起來就認為體力不行了,這就是“想得到,做不來。”對個人的前途這樣,對天下事也是這樣。 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所以為政就是一種犧牲,要智、仁、勇齊備,看到該做的就去做,打算把這條命都付出去了。 盡忠義,要見義勇為。 所以把這句話加在《為政》篇的最後,這是為政的基本精神——要有見義而為的大勇;要有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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